总之，各种类型的史料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把它们综合起来，互相参照，研究的成果就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相。第三派的主张，是使用史料的比较妥当的办法，第一派、第二派的主张亦有可取之处。本文未涉及第一手史料(或称原料、直接史料)和第二手史料(或称次料、间接史料)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与本文有关，但应另做专题讨论，而且不是一两篇文章所能讲清楚的。这里只想简明提及一点，即在官书这一大类中有第一手史料，也有第二手史料；私记亦如此。再者，被认为属于第一手史料性质的，有时内中也有第二手史料的成分；被认为属于第二手史料性质的，有时内中也有第一手史料的成分。以下举一二例予以说明。
    档案历来被认为属于第一手史料，实不尽然。有些文件看似第一手史料，实为第二手史料。例如在一次战役结束后，最高指挥官呈报给军事当局的战果统计，一向被视为第一手史料，但它是由诸多基层战斗单位的上报材料(最原始的材料)经过综合和加工而形成的，实质上已更多地具有第二手史料的性质，而且这类战果统计往往夸大敌方的损失而缩小自己的损失。(46)正史是著作，一般被看做第二手史料，但正史是根据大量第一手史料(档案、起居注、实录等等)写成的，而且这些第一手史料后来大部分已经遗失，故历史研究者就只能在相当大程度上把它们看做第一手史料。吕思勉说：“正史并非最原始的史料；但作正史时所据材料，十九不存，故正史在大体上即为原始的史料。”(47)私记中的日记、回忆录讲作者自己的事是第一手史料，讲别人的事，则是第二手史料。还有一种情况，某一材料从一种角度看属于第二手史料，但换另一种角度看则为第一手史料。例如某个政治家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当时发生的某一他未亲自参加的政治事件所做的评论，单就他的评论而言，当然是第二手史料。但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我们要研究这个政治家对这一政治事件采取何种态度时，那么他的评论就成为第一手史料了。总之，第一手史料与第二手史料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只是大体言之而已。萧一山说：“原料之价值恒过于次料，固不待论，但其间亦非有绝对的界限，治史者尤不可不知。如档案公文虽属原料，而所载对方之事，则仍为次料。咸同谕旨折奏之纪洪杨，即其类也。官书、传记虽属次料，而所载本身之事，则仍系原料。蓝皮书之报告、曾、左、李之全集，即其类也。私人笔记述其见闻，多半道听之言，世固以次料目之矣，但有时所纪事变之内幕，名人之轶闻，以及制度兴革、社会情况，廻非官牍所能详，则仍属原料。……故原料与次料也，乃就关系之直接与间接而言，非其本身即具此特质也。”(48)西方史学家约翰·布罗也认为：“一手与二手史料的区别是有弹性的。”(49)
    二、陈垣、陈寅恪对史料的认识与运用
    在古今史学家中，善用多种史料著书而取得显著成绩者，代有其人，古人如司马光，近人如陈垣、陈寅恪等。以下就陈垣、陈寅恪二人在研究中运用多种史料的情况稍做一些具体的介绍。
    陈垣著作中使用的史料十分丰富。他一再强调，搜集材料应力求完备，常以“竭泽而渔”作比喻。他说：南方人在池塘中养渔种，鱼长大后，将水放出，逐条取鱼，一条不漏。(50)他的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引证各类文献多达二百一二十种，所用材料以诗文集和金石录为主，其中元、明人文集约百种。除一般史家常用的正史、方志、杂记、随笔外，更广泛地利用了韵书、画谱、书法、进士录等，搜罗史料的详备程度堪称做到了“竭泽而渔”。他在采用史料时，十分重视文集，这是他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特点。他研究元史，既肯定了《元史》的价值，认为它保存了许多原来的材料；又广泛利用元朝六十家的文集。
    陈垣一生重点研究宗教史，主要研究宗教和政治、社会的关系、研究宗教的盛衰变化情况，而不谈教义。因此，他研究宗教史，不仅利用教会典籍，而且利用教外典籍。他在《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一文中，列举了必须参阅教外典籍的6条理由：可补教史之不足；可正教史之偶误；可与教史相参证；可见疑忌者之心理；反对口中可得反证；旁观议论可察人言。(51)陈寅恪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欣赏，于1934年4月6日致函陈垣，说：“顷读大作讫，佩服之至。近来日本人佛教史有极佳之著述，然多不能取材于教外之典籍，故有时尚可供吾国人之补正余地(然亦甚尠矣)。今公此作，以此标题畅发其蕴，诚所谓金鍼度与人者。就此点言，大作不仅有关明清教史，实一般研究学问之标准作品也。”(52)
    另一方面，陈垣又利用宗教典籍，研究世俗历史。他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中说：“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则每有窒礙难通之史蹟。此论即将六朝以来史学必需参考之佛教史籍，分类述其大意，以为史学研究之助，非敢言佛教史也。”例如，他指出据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可考前凉张氏始终用晋年号，“不独始称西晋憨帝建兴年号，其末仍用东晋简文帝咸安年号”。又如，他指出据梁释慧皎《高僧传》，可考《世说新语》所关涉的晋僧。《世说新语》中涉及晋僧几二十人，此二十人中，见于《晋书·艺术传》者仅佛图澄一人，然十之九皆见《高僧传》。”(53)
    陈垣还开拓了以释家语录考史这一新园地。他说：“夫语录特释家言耳，史家向不措意，安知其有裨史乘也。”(54)《汤若望与木陈忞》一文初引语录入史，随后又有《语录与顺治宫廷》、《顺治皇帝出家》二文问世。他利用《憨璞语录》、《玉林语录》等语录，考证顺治出家问题，得出结论：“顺治实曾有意出家，只是出家未遂耳。”(55)后期的著作《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引用语录尤多。
    陈垣虽然广泛采用各种类型的私家记载，但他对于官方文书也很重视。他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一文时，充分利用了《元史》中的材料。清代学者以《元史》成书仓促，讥为疏略，但关于也里可温在元朝的真相，竟赖《元史》以传。“究其所以存此之由，末始不由于草率之间悉本十三朝实录，不轻笔削也。倘如清人修明史之例，矜为严谨，则芟落必多。”(56)这就充分肯定了《元史》的价值，而不是像清代学者那样只看到它的缺失。陈垣考明清之际的天主教史，多参考清廷档案。他还在讲课时特别向学生指出清初诸帝的硃批谕旨的史料价值，强调不仅《东华录》望尘莫及，就是当时实录的有关段落也是由《硃批谕旨》中得来的。(57)他在写给他儿子陈乐素的一封信中说：“凡研究唐宋以后史者，除正史外，必须熟读各朝一二大家诗文集，能有本事注者更佳，可以观其引用何书，而知正史之外，诗文笔记如何有助于考史也。”可见，他对官书与私记都是重视的。(58)
    陈垣搜集史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利用历史上的一些工具书。他很重视《册府元龟》，说：“册府材料丰富，自上古到五代，按人事人物，分门编纂，凡一千一百余门，概括全部十七史。其所见史，又皆北宋以前古本，故可以校史，亦可以补史。”(59)1942年，陈垣用《册府元龟》及《通典》补足流失八百年的《魏书》缺页，共316字，引起学术界的极大注意，此后用《册府元龟》校史、补史者日多。
    陈垣对于他所研究的问题，在史料搜寻上确实是“竭泽而渔”，掌握材料的丰富，少有人能与之相比。例如，《清初僧诤记》征引书目，多到八十种。《明季滇黔佛教考》征引书目，更多达一百七十余种。陈寅恪在为此书所写的序中称：“寅恪颇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60)但陈垣所写的文章，却从不堆砌材料。陈垣的学生刘乃和回忆说：“他(指陈垣)主张搜集材料要全，但写成文章时，不必把所得材料都放在论文里，要有选择、有重点，要使用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61)
    陈垣对于搜集史料要全面的看法，还可见于他在一封信中谈到近代史时，说：“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如此搜集，颇不容易。窃意宜分类研究，收缩范围，按外交、政治、教育、学术、文学、美术、宗教思想、社会经济、商工业等，逐类研究，较有把握。且既认定门类，搜集材料亦较易。”(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