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谈陈寅恪。陈寅恪治史，在史料运用方面的原则，一是尽可能扩充领域；二是取材详备，宁详勿略。他在《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一文中，强调扩充资料范围的重要性。“今日中外学人考证佛典虽极精密，然其搜寻资料之范围，尚多不能轶出释教法藏以外。特为扩充其研究之领域，使世之批评佛典者，所恃证据，不限于贝多真实语及其流派文籍之中，斯则不佞草此短简之微意也。”(63)他还曾对陈述说：“历史研究，资料范围尽可能扩大，结论则要尽可能缩小，考证要求合实际”。(64)取材详备，宁详勿略，也是他经常强调的一个原则。
    在《陈述辽史补注序》中，他说：“见其所注(指陈述辽史补注序例)宁详勿略之旨，甚与鄙见符合。”序中又赞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喜聚异同，取材详备”。他认为：“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此盖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而后代评史者，局于所见，不知古今学术系统之有别流，著述体裁之有变例，以喜聚异同，坐长烦芜为言，其实非也。赵宋史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诚乙部之杰作，岂庸妄子之书，矜诩笔削，自比夏五郭公断烂朝报者所可企及乎？”(65)对于导源于佛徒的“合本子注”的宋人长编考异法，陈寅恪十分欣赏。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中，他写道：“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已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模楷也。”(66)陈寅恪认为“合本子注”的方法，“与今日语言学者之比较研究法暗合”。支愍度的见解，“即今日历史语言学者之佛典比较研究方法，亦何以远过。”(67)
    陈寅恪著作中使用的史料十分丰富。在利用私人记载这类史料时，“以诗证史”和“以小说证史”尤具特色。“以诗证史”的方法不自陈氏始。前人可追溯到黄宗羲，同时代人有刘师培和邓之诚。清末刘师培已发表《读全唐诗发微》；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于抗战时期开始撰写。但陈寅恪的贡献则在于把这种方法系统化、完善化。据他在中山大学的学生姜伯勤说：“1956-1957年顷，陈寅恪先生在上“元白诗证史”第一课时，指出本课程的目的，即以元白诗证史，用这个方法成一家之言，以拖拉机耕田的速度，有别于老牛木犁之速度，在历史上别开生面。而开这门课即是一个练习。”(68)陈寅恪晚年耗尽心血完成的巨著《柳如是别传》，据统计，共引用了约六百种材料，包括正史、野史、年谱、志书、笔记小说和诗词戏曲文集，更把以诗文证史的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过其中也有不少繁琐、枝蔓的考据。
    以小说证史，陈寅恪最为擅长。名篇有《读莺莺传》、《桃花源记旁证》、《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等。他认为“有些小说中所叙之人与事，未必实有，但此类事，在当时条件下，则诚有之……例如《水浒传》中之‘祝家庄’，有无此庄并以‘祝’为名，颇难确证，但像祝家庄这类由地主自组武装，并收纳‘庄客’之事，则在宋元时，乃是事实……《太平广记》中记述一系列短篇小说也反映中唐至五代时社会情况”(69)。又说：“小说亦可作参考，因其虽非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70)
    陈寅恪熟悉佛藏、道藏，长于从中搜集材料，与教外文籍结合，用以研究宗教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文学等方面的关系。《武曌与佛教》一文述论了武则天利用《大云经》以巩固其女帝政治地位的关系。(71)《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一文述论了佛教传入中国后，必须尊重本土的传统道德，而不得不删去莲花色尼屡嫁，而所生之子女皆离夫，不复相识，复与其所生之女共嫁于其所生之子的情节。(72)《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述论了佛教经典体裁与后来小说文学的关系。(73)《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旁征博引，从正史、杂史、地理志、医书、类书到道藏，外书与内典相结合，用滨海地域一贯之观念，说明了先后三百余年间天师道与政治、社会的关系。(74)
    陈寅恪对官书和私人记载是同等重视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几经辗转卖到李盛铎手中，当历史语言研究所听到李氏要卖出这批档案时，陈寅恪极力主张买下，因为他认为这批档案具有第一等原料的性质。1928年12月17日，他写信给傅斯年说：“盖历史语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在搜集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为最要。”(75)史语所于1929年买下档案，同年成立了《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陈寅恪与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一起参加。陈寅恪利用内阁大库档案，写了《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一文，称“此残篇故纸，盖三百年前废兴得失关键之所在，因略徵旧籍，以为参证如此。”(76)
    陈寅恪有关隋唐史的两本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大量使用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这类常见的传统史料。他在平日讲课时，也强调官方文书的重要性。据卞僧慧“晋至唐史开课笔记”(1935年9月23日)，陈氏所列参考书，其中“最低限度必读书”有：《资治通鉴》、《通典》和新、旧(书·志)。进一步学习的书有《晋书》、《南北史》、《新唐书》。“进行广泛的研究”，除上列书，再加上《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诸书，《旧唐书》、《册府元龟》、《太平广记》以及诗文集、笔记，如《全唐诗》、《全唐文》等。(77)在这个书单中，官修的正史占很大比重，但诗文集、笔记等私家记载也未忽视。
    陈寅恪既然主张尽可能扩充史料的领域，自然要重视新史料的发现。他在《陈垣燉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燉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78)陈寅恪不仅在理论上指出了燉煌学的重要性，还身体力行，撰写论文，在佛经、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关于什么是新材料，陈寅恪的看法是：“所谓新材料，并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79)
    陈寅恪注意发掘新史料，但他仍认为群经诸史这类旧史料是治史者必须做为基础利用的。针对清代以降一些专治金石而忽视经史者，他指出：“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80)他还说：“必定旧材料很熟，而后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古画已残破，必须知道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的地位，以复旧观。”(81)
    陈寅恪对史料有很开阔的看法。一般认为史论无关史学，无史料价值，但他却认为：“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故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82)
    关于史料的真伪问题，陈寅恪持辩证的看法。他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83)他专门写了《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一文，说明智恺序虽是伪造，而伪序中却含有一部分真史料。(84)
    总之，陈垣、陈寅恪二人使用史料的原则和具体办法是：官书与私记并重、兼采，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用所当用。他们使用的史料十分丰富，但因他们都不专门研究经济史，故著作中涉及的经济史料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