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政府在教育近代化上花费了巨大的力量，光是发布的各种教育法令布告就达上百种之多，其中产生重大影响的也近十个。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有两点是不可忽视的。第一，就是《教育大旨》和《教育敕令》中所要求实施的以儒教忠孝精神作为道德思想教育。这尽管有愚昧人民的意义，但对国家巩固和近代高速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第二，就是社会教育的作用。明治政府常常举办各种各样的展览会，博览会传播各种先进文化知识，并诱导各种民间组织学习、交流和传播各种先进科学技术及先进思想。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出现的公众教育协会，对普及教育、加强教师和家长的了解起了极大的作用。社会教育起到了学校和政府所起不到的作用。
    明治政府之所以要大力发展各类教育，是它意识到国家危机，迫使其进取。同时他们还认识到：教育虽应大力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但“欧化”不是目的，而是国家自立的手段，是追赶列强所不可缺少的方法。在摄取西洋文化时，他们认为：应以应用和实用为学问的生命（32）。《教育敕令》颁布后，在国家主义思想支配下，使教育建全化和系统化，并奠定了“国民道德的基础”（33）使教育绝对从属于国家需要的前提下。
    教育的发达配合了近代化的发展，提高了民族文化的水平，维护了民族的独立。无怪乎人们说，教育是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立国之本。
    五以“殖产兴业”为基础的产业经济政策
    明治政府认识到：“大凡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而人民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虽依赖于人民致力工业与否，但寻其根源，又无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34）。欲和“万邦对峙”，就得“富国强兵”，而要“富国强兵”，就非得“殖产兴业”不可。基于这样的认识，明治政府逐步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殖产兴业”政策，作为其实现资本主义的指导方针，以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
    明治政府首先通过地税改革和发放太政官纸币等措施来促进资本原始积累。十年的地税改革，使政府有了较稳定的财政收入，同时使农民进入流通领域，进而使之破产成为无产者或半无产者，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一个劳动力市场。在地税改革进行的同时，成立了国立银行，大量发放各种不兑换的纸币，充作“殖产兴业”的放款，从1875年到1880年平均每年的发放额都在1.36亿日元左右（35）。这样，就使得明治政府有能力大量发放“兴业费”、“劝业贷款”等各种名目的款项，以发展资本主义工业。
    其次，明治政府采取了大批引进西方生产技术和设备的政策。政府一方面向西方各国派出留学生，另一方面又以重金聘请大量的外籍专家和技术人员，仅工部省在1868-1875年之间聘请的外籍专家就达2,497人次之多（36）。与此同时， 又兴办各种工科学校以吸收消化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培养出发展本国工业的人才来。在大量引进外国生产技术和工厂设备的时候，明治政府特别注意引进在当时世界上堪称最先进的设备。这样做虽然要付出很高昂的代价，但在以后的高速发展时期却使日本没有因设备更新而感到苦恼，从而在国际竞争中能保持较为有利的优势。
    为了加速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动用国家资本，大力开办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企业，同时又兴办起一批示范性的企业，以促进民间办工业的热情。日本的私营企业随着国家企业的发展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到1880年，明治政府看到民间资本主义已上升到可以经营大企业的阶段，加上国家面临的财政危机，于是决定改变政策，大力扶植民间资本主义。除国家必需的军事工业外，政府把大批企业以极低的代价和优厚的扶植条件转让给以“政商”为首的资本家。为了保证资本家更好地经营这些企业，政府不仅答应可以在较长的时期内偿付购买企业款，而且又以各种各样的名目大量资助其发展生产。在国家资本的保护下，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第一次兴办企业的高潮。各种类型的企业纷纷建立，到九十年代初，日本资本主义工业便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其特点是重工业以军事工业为中心，轻工业以棉纺织业为中心，交通运输业得到相应的发展。
    在“殖产兴业”的过程中，明治政府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的调整政策，使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开始融合，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形成。由于日本近代工业的初步形成及其结构，使日本的产业政策从“农本主义”转化到“商工立国主义”上（37），这为日后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基础，使日本经济踏上了高速发展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