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另一部重要著作是《西伯利亚王国及其内部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记述--从开初（尤其是从被俄罗斯大国征服时起）到现在》（简称《西伯利亚史》）。1750年用俄文出版了第一册（1-5章）⑩，但这部著作的命运不佳， 当时在科学院范围内对它采取了否定态度，并对米勒刊布文献的方法提出了异议。此后，米勒自然不能再刊布更多的文献原件，《西伯利亚史》以后的章节只是部分地发表（11）。直到十月革命后，才开始整理出版《西伯利亚史》的全部文稿。1937年和1941年出版了由C.B.巴赫鲁申和А。И。安德列耶夫主编并附序论的《西伯利亚史》第1、2卷，即第1-10章。第3卷（11-16章），第4卷和最后一卷（17-23章）由А。И。安德列耶夫和А。П。波塔波夫主编，五十年代末也已问世。
    加恩认为：在米勒的著作中包含有为数可观的原始文献。特别是，他利用了“他在旅行中所抄录的西伯利亚各城市的档案，以编写他的《西伯利亚帝国概述》（1750年）、 他的《著作月报》（1755年及以后几年），以及以后的《文集》（1753年及以后几年）”（12）。
    二
    米勒在西伯利亚考察期间所收集、复制的大量资料，部分在其著作中有所利用，有的已予刊布，但大部分尚未刊布。1783年米勒去世后，这批资料存入了米勒长期管辖过的莫斯科外交委员会档案馆，以后就称米勒收集的资料为《米勒卷袋》（13）。
    十月革命后， 《米勒卷袋》一部分存于列宁格勒的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全宗21，目录4，1-34号； 一部分复制件存于莫斯科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卷袋No1331-Ⅳ184，393，477Ⅰ-Ⅱ）（14）。《米勒卷袋》的莫斯科部分， 有些文件与列宁格勒的存档重复，所不同的是，存于莫斯科的复制件不仅来自西伯利亚诸城市档案馆，还来自中央各机关的办公厅。
    《米勒卷袋》的学术价值，仅指出如下事实就足以说明。
    十八世纪以来，西伯利亚各城市档案馆屡遭火灾，“现列举几次档案也随着烧毁的最大的火灾：托博尔斯克--1643年与1788年，托木斯克-1770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1773年与1881年，伊尔库茨克--1879年”（15），在屡次火灾中，托博尔斯克各机关--西伯利亚省办公厅和托博尔斯克宗教法庭的文件几乎全部焚毁，幸好，米勒已将其中一部分档案原件运走，才得保存至今（16）。
    对《米勒卷袋》的整理、刊布工作，1834年成立的古文献研究委员会作了大量的工作。在由古文献研究委员会主持编选出版的《历史文献》、《历史文献补编》、《俄国历史丛书》中就收有为数不少取自《米勒卷袋》的材料。因为《米勒卷袋》的材料数量过巨，1866年以后，古文献研究委员会决定，采用按区域分类出专集的办法有步骤地刊印《米勒卷袋》中的文献。1882年和1885年分别编选出版了《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史古文献》二册，刊印了取自《米勒案卷》中1700-1724年这一时期的文献。1884年，《俄国历史丛书》合编本第Ⅷ卷几乎有一半篇幅是阐述西伯利亚史的，该书刊载的是《米勒卷袋》中1625-1630年这一时期的文献（17）。
    古文献研究委员会在整理、刊布《米勒卷袋》时曾指出，米勒的抄件缮写得极为粗心大意，“米勒任用的缮写员突出表现为：在读旧文字方面极为无知而又没有经验”，“在这些文献中，人名和地名显然已由抄写者任意更动过”（18）。
    对《米勒卷袋》的文献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应该考虑如下两个因素：其一，必须考虑到缮写员缺乏经验（可能还出于疏忽）；其二，还必须考虑到文献本身即存在疏漏之处。如科特维奇指出：“米勒对缮写员缺乏检查之过与他的功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由于他的创举，那些原件已在地方档案馆毁坏而在中央档案馆又无副本的许多文献才得到了挽救”（19）。科特维奇所作的评价，无疑是客观的、公允的。因此，《米勒卷袋》仍吸引着研究者去整理、研究。
    二十世纪以来，法国学者加恩在写作《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1912年出版），美国学者戈尔德在撰写《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1941年出版），均从不同角度利用了米勒的研究成果和《米勒卷袋》中的文献。英国学者巴德雷在《俄国·蒙古·中国》一书中，除了吸取了米勒著述的有益成果外，还在“俄国人与叶尼塞河沿岸的通古斯人”标题下刊载了几件《米勒卷袋》中的文献（20）。
    本世纪五十年代后，苏联陆续出版了几部大型档案文献汇编，其中选刊了不少《米勒卷袋》的文献。仅以1959年出版的《俄蒙关系史料（1607-1636）》和1974年出版的《俄蒙关系史料（1636-1654）》为例，前者共收档案135件， 选自《米勒卷袋》的有20件，后者共收档案136件，选自《米勒卷袋》的达51 件。 在1972年出版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中刊布了3件，而1978年出版的《十八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中刊布了12件《米勒卷袋》中的文献。这些资料集的出版无疑对进一步利用这些文献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