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米勒的著述包括了三类文集。第一类，《俄国史集》；第二类，《益乐月报》及其续编；第三类，《西伯利亚史》。“头两类文集构成两套平行的、同时代的丛书。同一篇文章有用德文写的，也有用俄文写的”（21）。《米勒卷袋》则更是极可贵的文献资料宝库。
    对米勒为后人留下的这份遗产进行全面介绍和评价，由于所见资料有限，目前尚有困难。现仅就米勒著作和《米勒卷袋》中有关厄鲁特蒙古历史的资料作一简述。
    十七世纪以来，沙俄在东侵西伯利亚过程中，开始了有计划地侵略我国北部边疆。厄鲁特蒙古是我国最早与沙俄侵略者相遇的民族之一。厄鲁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他们活动的范围北至额尔齐斯河、鄂毕河中上游和叶尼塞河上游我国传统的游牧地和管辖地区。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厄鲁特蒙古与沙俄交往的历史，成了早期中俄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占有特殊的地位。
    但是，应该看到，厄鲁特蒙古与俄国相互关系史的研究，对我们来说资料上有很大的局限。虽然在清代档案中保存了不少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但记载并未详述，加之，十七世纪前半叶，正是明清两代交替的动乱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汉文记载几乎寥寥无几。所以，俄国的记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而在这方面，米勒的工作是值得重视的。在米勒的著作和《米勒卷袋》中保存了为数可观很有价值的有关厄鲁特蒙古的史料。
    由于十八--十九世纪米勒的著作和当时有关《米勒卷袋》文献的汇集，在国内不易找到，本文只能就苏联五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几本大型档案文献汇集中所刊布的有关文献，略作介绍。
    在《俄蒙关系史料（1606-1636）》、《俄蒙关系史料（1636-1654）》和《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十八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等书中，苏联史学家整理、刊布《米勒卷袋》的文献近一百件。这些文献从时间上看，始自十七世纪初的1609年，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文件主要是西伯利亚地方当局的各种报告。
    从内容上看，主要涉及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关厄鲁特蒙古与俄国交往关系的建立和十七世纪上半期，特别是1636-1654年巴图尔浑台吉时期厄鲁特蒙古人民抗俄斗争概况。这一时期厄鲁特人民的抗俄斗争除了武装反抗外，主要形式是外交斗争。当时外交斗争是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礼仪程序之争； 二是对捷列乌惕贡民征收实物税权益之争。1636-1651年期间有九个俄国代表团去巴图尔浑台吉处，其中有四个代表团的活动情况，在《米勒卷袋》的文献中可以找到记载。这四个代表团是1641-1642年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拉里昂·纳索诺夫（22）；1643年的格利戈里·伊利英（23）；1644年的火枪手百人长弗拉基米尔·克列比科夫（24）；1649年的弗·伊万诺夫和勃·雅克什古罗夫（25）。
    第二，有关厄鲁特蒙古诸部的政治状况。《米勒卷袋》涉及了十七世纪前半期厄鲁特蒙古一些著名领袖的活动，这中间有和硕特部的顾实汗（图鲁拜琥），土尔扈特部的和鄂尔勒克、书库尔岱青，杜尔伯特部的达赖台什，他们之间的联合与争斗构成了这一时期厄鲁特蒙古错综复杂局面的一个重要侧面（26）。
    第三，准噶尔部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中势力最强者。文献记载了有关准噶尔部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的崛起及其领袖哈刺忽喇、巴图尔浑台吉、楚琥尔乌巴什的活动情况，特别是巴图尔浑台吉的内政和外交情况（27）。
    第四，厄鲁特蒙古诸部与和托辉特部阿勒坦汗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与战，是十七世纪厄鲁特蒙古历史的重要内容，《米勒卷袋》中有不少涉及这方面的资料。
    第五，十八世纪初，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为了恢复与清帝国的联系，1709年派出萨穆坦使团长途跋涉奔赴北京，由此引出了图理琛使团出使土尔扈特部的佳话，从已刊布的文献中对此也有所反映，可以补充汉文史籍记载的不足。
    这些档案文献在研究厄鲁特蒙古历史中的价值，日本学者若松宽早在六十年初就予以重视，他的《哈剌忽喇的生平》（28），《俄国史料中所载有关顾实汗的业绩》（29）等论文都是在深入研究俄国档案（当然包括《米勒卷袋》中有关文献）后写成的，至今仍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除此之外，在《俄国史集》中也包括了一些有关厄鲁特蒙古历史的有价值文献，如在第1卷以摘要形式刊载的《高级陆军代表约翰·翁科夫斯基的卡尔梅克之行，有关传统典礼和风俗习惯的摘引》。1722-1724年翁科夫斯基在准噶尔部著名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牙帐生活了近三年，他的旅行记是同时代人有关厄鲁特人政治、社会各方面不可多得的记述。这篇旅行记的全文直到1887年才由Н·И·维谢洛夫斯基整理，在俄国刊印问世（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