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在他的十二年总统任期中，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他刚刚上任时，中国事物对于罗斯福来说，是个十分遥远、鞭长莫及的问题。曾几何时，罗斯福自觉和不自觉地把他自己的威信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与远东局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远东局势的中心在中国，罗斯福远东政策的核心也正是对华政策。在罗斯福时代，美日关系也是与中国问题缠绕在一起的。
    继承旧衣钵（1933--1936）
    罗斯福是被1929-1933年经济危机飓风刮进白宫的。当时美国人关心的是面包和工作，对于发生在万里之外他们叫做“满洲”的事变，几乎没有多少人感到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国际联盟勉强派去了一个英国人李顿领导的调查团，去“证实”一下谁打了谁。美国舆论庆幸美国没有参加国际联盟，说如果听从了威尔逊总统的主意，这次调查重任说不定要落在美国人肩上。
    新上任的总统罗斯福与大多数美国人的观点不一样。当他还是一个哈佛大学的学生时，他对太平洋事务的兴趣已经显露出来，太平洋的局势是他特别喜爱的一个辩论题目。当他从政后，他的视野也从没有离开太平洋，在担任威尔逊政府的助理海军部长时，他已经是一个闻名的大海军主义者，他特别以警惕的眼光注视着日本。他毫不讳言，由于日本在远东采取的排斥美国的政策，美日之间迟早必将一战。比起他对日本的知识来，罗斯福对中国所知甚少。对于这一点，他本人并不怎么乐于承认，因为他的家族与中国是颇有渊源的。他在与客人聊天时，喜欢谈这方面的一些轶事。他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是个在对华贸易中赚了大钱的人。沃伦·德拉诺的女儿萨拉·德拉诺，就是罗斯福的母亲，在她十岁至十二岁时曾随父亲在香港住过二年，还到过广州。罗斯福早年的一些关于中国的知识，主要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
    罗斯福与胡佛竞选总统时，正是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不久。当时也正是美国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两党都没有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当做一个竞选题目，但是对罗斯福来说，远东局势始终是一个压在他的心头的梦魇。他在当选总统而尚未就职时，就邀请与胡佛意见有一定分歧的史汀生国务卿于1933年1月9日到海德公园镇罗斯福家族庄园中共餐。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主要报纸，都纷纷报道罗斯福接受了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原则”。罗斯福的顾问们，如莫利、特格韦尔都大惑不解。实际上，在当时情况下，罗斯福接受上届政府的政策是最不会受到攻击的保险的办法，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很难另起炉灶。
    罗斯福在整个第一任期中，对远东政策是消极的，除继承前任的“不承认主义”外，没有增添他本人的色彩。国务院中掌管远东事务的斯坦利·霍恩贝克（项白克）认为，虽然美国十分同情中国的遭遇，反对日本的军事扩张，“但美国援助中国和在亚洲扮演圣诞老人没有好处”。
    实际情况与此相反，苦难的中国反而被迫扮演了“圣诞老人”的角色。1933年6月4日罗斯福上任不久，美中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定签字。当时不仅进步舆论表示反对，国民党内部也有强烈不满。这笔贷款，就罗斯福政府来说，是为了推销美国经济危机中过剩的农产品，就国民党政府而言，则是用来对付革命力量和打内战。
    罗斯福“新政”的金融政策措施之一是提高银价，收购白银。在这一政策下，实行银本位的中国大受其害。1934年上海流出白银两亿元以上，以致于现金枯竭，工商业相继倒闭。1935年4月，美国进一步提高银价， 每盎斯从六角四分半一再提高到一元二角九分，使中国白银进一步外流。当时的中国政府一再命驻美公使施肇基提出“抗议”，表示“不安”，但丝毫改变不了美国这一以邻为壑的政策。
    1935年是英美与日本在中国斗法达到高潮的一年。10月4日，日本内阁通过外相、陆相、海相的《关于对华政策方案》，这就是10月7日日本外相广田提出的“三原则”：（一）中国应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不得依赖英美牵制日本；（二）中国应尊重“满洲国”之存在；（三）中国应同日本合作“防俄”、“防共”。美国和英国对此没有作出直接的反应，但是在11月3日，国民党政府在英国政府首席财政顾问李滋·罗斯的直接策划以及在美国的支持下，宣布“币制改革”，从1935年11月4日起实行白银国有、银元停止流通的“法币”政策。此令一出，日本军部、外相、藏相，甚至大使馆武官，纷纷发表威胁性声明，并策动华北各省“完全脱离南京政权而自行独立”，这就是1935年11月日本企图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以肢解中国的事件。英国驻美大使罗纳德·林赛在华盛顿一再鼓动美国和英国一起对日本施加压力，但是美国舆论反对，罗斯福因之也反应冷淡。日本的阴谋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没有实现，但它炮制了一个“冀东防共自治”汉奸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