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一开始，日本就给了美国和英国当头一棒。它在这年1月15日退出了于1935年12月9日开始举行的伦敦海军会议，声明不受1922 年华盛顿海军会议规定的主力舰吨位美英日的比例为“5∶5∶3”的约束。 这是对美英所依赖的太平洋“均势”的严重挑战。
    罗斯福面对这种挑战，缺乏必要的应战手段，因为美国民心畏战。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前，特别是1933年至1937年间，美国刚从经济危机中缓过一口气来，普遍的舆论倾向是隔洋自保，在太平洋方面就是对日本采取忍让的立场。美国颇有影响的政论家弗兰克·西蒙斯1938年在以“和平的代价”为题的文章中，公然说日本所以侵略中国是因受了本身人口压力、资源又极贫乏，因此不得不向中国发展。另外有些人则是以市侩的嘴脸来看待远东形势。1936年4月， 美国“防止战争全国委员会”领导人弗雷德里克·利比对美联社记者说，美国为了保全在华的一亿三千万美元的投资，而要花费四百亿美元打仗，这难道不是最无利可图的生意吗？①
    另外就是所谓“不为英国人火中取栗”派。这些人认为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比美国大得多，美国人犯不着为了保卫英国的利益去冒犯日本。《纽约论坛报》的沃尔特·李普曼在1936年说：“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仅及英国的1／6。美国在列强对华投资总额中只占1／16。在华北，美国的势力更是微乎其微。上海方面， 英国的利益大于美国七倍。华南连香港在内，美国只及英国的1／4。……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比英国少，比苏联少，甚至比荷兰也少，不过稍大于法国罢了。由于美国和日本在远东的势力冲突，仅为一小部分，所以美国对远东问题不愿积极参与。”②李普曼的这种语言，在当时美国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美国许多位居要冲的人士中，如国务卿赫尔就持有与李普曼相似的观点。他把对外贸易当作缓解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手段。他主张扩展美国对外贸易，不管同谁做生意，有利就行。他对当时英国那样积极地要联合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对中国给予财政援助，是心存疑虑的。他认为英法等欧洲国家诱使美国与日本对抗，它们则坐收渔人之利。
    罗斯福既无实力作后盾，又得不到舆论的支持，他手中可打的牌太少了，更谈不上对日本摊牌。在1933-1937年的第一个任期中，就美日关系而言，罗斯福做的是维系、修补美日关系的工作；就美中关系而言，则是口头同情而实不至。总的目标是要维持远东和太平洋的现状。在紧要关头，他宁肯让英国出面与日本周旋，而美国在一旁敲敲边鼓。
    从芦沟桥到珍珠港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它策划已久的对中国的全面侵略。这使罗斯福在远东棋盘上举棋不定的局面更加复杂和棘手。英国在欧洲面对已露端倪的危局，心神不宁；在远东它已失去与日本周旋的势头，只想与日本妥协，以保住自己的领地和在中国南方的经济利益。形势已经很清楚，美国，不管它愿意与否，已开始从敲边鼓的角色变为唱主角。罗斯福本人也觉得他的回旋余地似乎大了一些。他似乎感到在远东方面可以做点文章了。
    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的对“无法无天”的侵略者采取“防疫”措施的演说，向日本递送了一个含意十分明确的信息：美国不容忍它囊括中国，独霸太平洋。采取的办法就是遏制。
    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罗斯福露了一下底，招来了他就任总统以来最猛烈的反对。他要遏制日本，可是美国舆论却要他从远东撤军。芦沟桥事变发生时，美国在北平、天津、上海驻有二千三百名海军陆战队；8月， 罗斯福增派一千二百名去中国“护侨”；③罗斯福在芝加哥演说发表后，美国六个最大的和平主义团体发起了要求从中国撤回美军的运动。据盖洛普民意调查，美国东海岸有44％接受调查的人主张撤回美军。④
    罗斯福无疑对孤立主义及其影响下蔓延全国的和平主义感到很棘手，但是使他感到更大压力的是美国企业界中姑息日本侵略的情绪。它们包括以日本为对象的进出口贸易商，大银行，在日本有投资的大企业。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力公司等在日本的投资远远超过对中国的投资。三十年代美孚石油公司与日本的石油贸易，也远远超过对中国的规模。据1940年10月的估计，美国在日本的商业投资为对中国投资的三倍多。美日贸易当然不只是生丝、棉花之类，⑤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战争物资。据美国驻东京商务参赞的估计，在1940年1月。日本进口的金属、原棉、纸浆的40％，石油产品的约50％，废铁的70％，汽车零件的95％都来自美国。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