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还指出：“资产阶级从一种方法转而采用另一种方法，并不是由于个别人的恶意，也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原因，而是由于它本身地位的根本矛盾性。”⑦列宁的这句话至少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无论资产阶级采用何种方法进行统治，皆由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决定的。唯利是图乃资产阶级的本性。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手段，其目的在于维护其剥削利益，而这种“目的比那种用来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要‘根本得多’”。⑧因之，当资产阶级发现“欲固取之，必固与之”的手段同样可以维护其剥削利益时，“让步”、“改良”之类的“自由主义的”统治方式，就会出现，而此时资产阶级手中仍握着暴力。其二，两种看起来矛盾的统治方式，正是资产阶级本身地位的根本矛盾性的反映。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要顺利发展下去，就不能没有稳固的代议制度，就不能不使人民有相当的政治权利，因此人民在‘文化’方面也不能不具有较高的要求。”⑨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这种根本矛盾性之反映。资产阶级本不愿意给人民某些政治权利，而且必然要掌握暴力以对付被剥削阶级的反抗，然而仅仅靠暴力、靠古代奴隶社会、中世纪式的统治，又不能完全维护其统治、维护其剥削，这就正如“总不能把中世纪的行会体制……灌输于本国的铁路事业和蒸汽机中”⑩一样。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它总是为其统治披上一件民主的外衣，代议制、扩大人民的选举权等等即是。列宁在谈到资本家的贪婪时指出，他恨不得从一条牛身上剥出两张皮来，可为了使工人维持劳动力、延续劳动力，却又不得不给工人必要的工资。尽量使被统治者愚昧无知，本是一切剥削阶级惯用的愚民政策，可是倘若工人没有知识，就不能适应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连同它的高度技术、复杂性、灵活性、能动性以及全世界竞争发展的迅速性等等条件，都要求工人有相适应的文化和技能，资本家对此不得不加以重视。这些，就是资产阶级采用“自由主义的”统治方式的根本原因所在。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这种统治方式就会出现。这种方式不是由于个别人的“善”与“恶”，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因素，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特点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所决定的。在评论“新政”时期劳工立法时，那种把罗斯福的个人因素说得过头的观点，恰恰忽视了基本的阶级分析。
    （二）
    无论资产阶级采用何种统治方式，目的都在于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维护其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罗斯福政府在劳工问题上的“自由主义的”政策，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
    罗斯福本人并不隐讳其劳工立法的目的。他主张增加工人的工资，但他实质上关心的是资本家：“每周增加几美元的工资，更好地分配工作，工作日短一些，就会使我们数百万工资收入最低的工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能为工农产品支付几十亿美元的实际买主”，（11）低工资“无法购买使我们工厂和农场保持完全运转所必要的衣、食和其他用品。”（12）在“新政”时期，工人的工资确有增加，1933-1939年，工业工人周工资从16.73美元，增为23.86美元，实际工资提高20％。（13）1940-1941年制造业工人平均每小时工资增加10％余，每周增加17％，而生活费用仅增加5％（14）。工人工资增加，无疑提高了购买力，这正是罗斯福所希望的。 罗斯福主张缩短工时，认为此举可减轻失业。（15）1929年工人平均每周工作44.2小时，1933年38.1小时，1939年37.7小时。有材料说，“据估计因工作周减少为40小时而增雇的工人人数几乎达175万。”（16）工时之缩短， 至少是失业人数下降的原因之一。1933年失业人数占劳动力的24.9％，1934年占21.7％，1935年占20.1％，1936年占16.9％，1937年占14.3％，1938年占19.0％，1939年占17.2％。1940年后因军需订货而就业增加，另当别论。（17）罗斯福为什么关心就业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大量失业所造成的思想混乱才是我们最沉重的负担。它是我们社会秩序的最严重的精神威胁。”（18）这说明罗斯福在实质上关注的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罗斯福政府还通过“调解”罢工，使资本家减少损失，并有利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新政”时期美国工人罢工斗争次数之多（1933年至1939 年共17862次（19）），斗争之激烈（仅1933年至1934年被杀工人和农民即达88人（20）），远远超过二十年代。罗斯福政府一改历届政府的做法，除由全国劳工关系局“调停”外，罗斯福本人、劳工部长弗朗西丝·帕金斯以及各级部分官吏，都曾多次出面。例如，1934年3月，通用汽车公司工人与资方发生冲突， 罗斯福邀请劳资双方代表到白宫进行“调解”。1937年初，通用汽车公司工人罢工，资本家每天损失100万美元，2月3日罗斯福打电话给“产联”主席约翰·刘易斯，要其制止罢工，这次罢工后来终于结束。据统计，全国劳工关系局在其成立后的五年中，处理了近三万起劳资纠纷诉讼案，调停了二千一百六十一起罢工。（21）列宁指出，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关起到使“压迫合法化、固定化”的作用，每当它“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就是一种“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工具和手段。”（22）
    罗斯福曾宣称，“一个工人同其他工人联合起来，同雇主进行集体谈判，乃是工人的个人基本权利。”（23）在“新政”时期，工会代表工人与各公司进行了无数次的“集体谈判”，签订了近三万分合同，其中像通用汽车公司、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大公司，也与工会签订了包括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加班得原工资一半、休假期照发工资等等在内的合同。这说明集体谈判权至少部分地得到了实现。但这种集体谈判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利于资产阶级。劳资双方达成某种协议、签定了某种合同，意味着至少暂时没有罢工这样的劳资冲突。因此，在经济上对资本家有利。美国钢铁公司自1937年3月与工会签订合同后， 当年纳税前的净收入达一亿三千万美元，而没有签订合同，罢工迭起的小型钢铁公司，特别是最顽固的“共和钢铁公司”，其利润明显少于没有罢工的竞争者。在政治上，罗斯福鼓吹“它在实现产业部门中公正、和平的劳资关系方面，确实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4）在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永远不存在“公正”，而罗斯福着眼的“和平的劳资关系”，就是使资产阶级的压迫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