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劳工立法，工人有组织工会之权。在“新政”时期，工会有很大发展。新的产业工会“产联”出现了，到1939年，它下属35个工会，会员达400 万人， 到1941年，会员达500万人。1933年全国工会会员仅268万9千人，1939年达876万3千人，1941年逾一千万人。（25）在三十年代美国约有五千万工人。（26）尽管工会会员数在工人总数中的比例不大，然在美国历史上已是空前的大发展。这种大发展，在客观上与劳工立法的关系密切。美国工人组织工会，有悠久的历史，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人组织工会纯系没有法律保障的私人事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全国战时劳工局的一些措施，对工人参加工会免受歧视，有些作用，然仍未有专门的立法加以保障。1926年的铁路劳工法，1932年的诺里斯-拉迪瓜法，局部地涉及工人有组织工会之权。而工人组织工会的法律保障，却真正始于全国工业复兴法通过之后。以矿工联合会为例，在全国工业复兴法通过之后，这个工会立即抓住机会，动员工会组织者在各煤矿组织宣传：“总统要你们加入工会”。仅仅在两个月之内，它的会员就从6万人增加到30万人，到1934年7月，缴纳会费的会员即达528685人。（27）工会的发展，对保护工人的正当权益，有一定好处。但正是由于工会的发展与劳工立法关系密切，后者的欺骗作用就更大。在“新政”时期，相当多的工人支持罗斯福政府、罗斯福本人，应该说至少其主要原因是劳工立法。1934年国会中期选举，1936年总统选举，工人的选票是民主党和罗斯福取胜其对手的主要因素之一。“产联”主席约翰·刘易斯甚至表示要捐出50万美元供罗斯福选举之用，劳工队伍中还出现了支持罗斯福竞选的“劳工非党同盟”。这些行动足以说明“一部分工人，一部分工人代表，往往被表面上的让步所欺骗。”（28）
    有学者指出，“瓦格纳法”是一道“反共防波堤”。（29）其实，罗斯福的整个“自由主义的”劳工政策和“新政”，都是对抗共产主义的。美共已故主席威廉·福斯特曾含义颇深地说，“若是罗斯福没有这些纲领，工人们在这个时期一定会采取比当时远为进步的行动”，而且，“差不多可以肯定，他们一定会击破两党制度而建立一个它们自己的政党”。（30）事实上，美国在三十年代连法国那样的人民阵线都未建立，美国共产党在当时力量也较弱。此况原因诸多，罗斯福的“自由主义的”劳工政策，不失为一大原因。
    上述几点表明，尽管“新政”时期的劳工政策在客观上对工人有利，但它是资产阶级执行的一种“‘更加狡猾的’政策”，（31）这种政策“往往能在一定时期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也再一次证明：“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32）
    （三）
    尽管“新政”时期的劳工立法，确实是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一部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仍竭力地抵制和反对。对于这种现象，需要作出正确的解释，以进一步揭示劳工立法的实质。
    按照法律，工人有组织工会之权，一部分资本家却偷梁换柱，大肆发展公司工会。在1933年至1935年期间，美国制造业业中共有623个公司工会，其中400个是在全国工业复兴法通过之后出笼的。（33）据另一资料，从1933年起到1936年初，资本家控制的公司工会，其成员达250万之多。这种公司工会，为资本家牢牢控制，工人不能举行罢工，不可能与资本家进行集体谈判，公司以外的工人组织无法进入其内组织工人，实为资本家的御用工具。劳工立法在这些公司里仅是一纸空文。
    在资本家无法拼凑公司工会的企业，老板们便以拒绝承认工会，或拒绝工会为唯一谈判代表的方式，进行抵制，根本不理采联邦政府颁发给工会的资格证明书。有的资本家虽勉强与工会进行谈判，却拒不与工会达成实质性的协议。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例如，1937年11月古德耶尔公司阿卡隆工厂工人罢工结束后，厂方坚持协议只采用“备忘录”形式，且拒绝工会代表在备忘录上签字。只同意由全国劳工关系局的地方代表签字，资本家还宣称，“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公司都无法预测或讨论一年之后的事情。”（34）一个地方工会负责人的一席话，更说明集体谈判如何受阻：“我们同古德耶尔公司的谈判没有遇到麻烦，但是我们从来不曾谈妥，只要公司得不到任何问题上的绝对的，最后的决定权，他们就坚定地反对一切。”（35）又如，威尔逊公司“总是……试图迫使工会要么接受公司的协议，要么根本不提任何协议。”（36）每当出现此况，工会依法可向全国劳工关系局诉讼，即使后者作出有利于工会的裁决，资方也常通过向巡回法庭上诉等手段，进行拖延，或拒不执行。
    一部分资本家除在行动上抵制劳工立法外，还大造舆论，加以反对。有的报刊称“瓦格法”是国会通过的“最讨厌的、最革命的法案之一”。（37）在国会讨论“社会保险法案”的听取会上，有人大叫它是“从《共产党宣言》第十八页逐字逐句抄来的”。（38）“工资工时法”拖了一年多才在国会通过，在此过程中，引起不少风波，来自南方的议员一再反对，众议院两次否决，最后在1938年6月末才获得通过。反对者或称它是为懒汉所立之法，或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措施，等等。有人估计，美国80％或90％的报刊是反对罗斯福的，其中赫斯特报系反对最烈。在这一片反对声中，主要反对的目标，就是劳工立法。
    美国的一些资本家集团，还以成立政治组织的方式，来反对罗斯福的“新政”，尤其反对劳工立法。其中，1934年8月15 日成立的部分大资本家的组织“美国自由同盟”，1934年11月11日成立的、以库林神父为头子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路易斯安那州休伊·朗格集团，反对最甚。罗斯福称，全美国“正在害一种很厉害的病，叫做朗格一库林流感。”（39）
    对于上述现象，众说纷纭，看法极异。然无非两种观点：一是据此而断定罗斯福是反对垄断势力的；一是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争吵，劳工立法的实质仍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学者混淆是非，把罗斯福打扮成垄断势力的反对者，其典型的言论是：“在罗斯福未死之前，无论他采取多么于人无碍的措施，都从未逃过那‘百分之二’和追随他们的人的指摘。”（40）遗憾的是，国内某些学者也因上述现象而未能把握实质，笼统地说罗斯福是自由主义者，罗斯福是大资本家最痛恨的白宫主人，等等。对此的确需要作出正确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