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国学术界开展了对新经济政策的讨论，对它的产生、分期、实质等问题，提出了不少的新见解、新成果。笔者认为，十月革命后列宁和俄共（布）在探索新经济政策时，既没有别国的经验可以借鉴，又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战争环境，因此，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我们对这个政策的论述，必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列宁的一些基本思想，否则就会陷入片面。以下就新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在探索的实践中形成新经济政策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在政治上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则兼有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资本主义愈不发达的社会，所需要的过渡时期就愈长。这可以说在理论上解决了过渡时期的问题，但在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却是另外一回事。十月革命后列宁和俄共（布）是如何在实践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这时，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无别国的经验可以借鉴，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革命的任务，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和战争环境的实际出发，来探索过渡时期正确的经济政策。因此，列宁和俄共（布）的经济政策，是在探索中前进，经过曲折的道路而形成的。根据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苏维埃国家“打算实行一系列渐进的改变，比较慎重地过渡到新制度。”（《列宁全集》第33卷70页）（1917年至1918年春）。这时的政策是在全国建立起工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统计和监督，赤卫队冲击资本，即由国家控制基本生产资料（土地、银行、大型工矿企业、铁路、运输、外贸），同时还保留着大量中小企业。1918年春，苏俄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列宁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他在一些著作中为党和国家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列宁指出，苏俄面临的历史任务不是剥夺剥夺者，而是组织对俄国的管理，在经济上要停止一下进攻，进行适当的退却或妥协；要在一切企业中组织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要重视农民经济；要吸收专家参加工作，付给高额酬金，实行按劳分配。列宁还第一次提出了苏俄存在五种经济成份，初步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作用；还指出要采用托拉斯和泰罗制中的科学的进步因素，在经济管理中实行个人负责制。1918年4月，上述政策为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通过。 这些政策虽然被以后认为是已经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提出苏维埃经济同市场和商业有何关系，“对国家资本主义有根本意义的自由贸易”，“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同上379页），所以，这时还不能算是确定了新经济政策。 因为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即商品货币关系还未确定下来，同时党内高级干部中“左”派幼稚病的思想还很严重，对列宁和俄共（布）中央的决策仍有一定的牵制。正如列宁指出，虽然在过渡时期上，有或长或短两种可能性的估计，但是多半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推断出发的”（同上65页）。由此可见，这一阶段虽已认识到了新经济政策的一些基本思想，但还不坚定、不具体和不彻底，而且在这一时期已隐藏着一些“战时共产主义”思想的苗头。
    第二阶段，是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时期（1918年下半年至1921年初）。列宁在1918年春提出的政策，因三年国内战争的爆发而中断，苏维埃国家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逐步转入“战时共产主义”的轨道。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其原因有三：首先，是战争的迫使，资本家、地主向苏维埃国家提出了生死存亡的问题；其次，四年帝国主义战争的破坏使国民经济陷入绝境；最后，是由于其他方面的错误，如缺乏经验，“直接过渡”的模糊设想等。这个政策除军事政治措施外，经济措施是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大中小型工业全部国有化；商业全部国有化，禁止私人贸易，实际上消灭商业；经济实物化，货币作用丧失，实行义务劳动制，按阶级原则和生理特点平均分配粮食；全国工业实行总局集中管理体制。列宁反复说明，这个政策作为特殊条件下的临时措施，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作为过渡时期无产阶级长期的经济政策则是错误的。所以战争结束后，1921年春出现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这个政策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第三阶段，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1921年春）。1921年初，列宁在调查研究和总结前段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新经济政策。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实行这个政策。有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为了解决“战时共产主义”带来的严重后果而采取的临时的退却政策。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片面性。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列宁领导苏维埃国家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出发，经过多种尝试和实验，在实践中终于找到了新经济政策，这是俄共（布）为寻求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的必然结果。本文上述历史过程可以说明这点。另一方面，1920年的歉收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消极后果，造成了1921年春的严重局势，使俄共（布）必须立即改行新经济政策。这样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列宁指出：“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是由于总任务和目前政治形势条件的所引起的。”（《列宁全集》第32卷310页）列宁还多次谈到过新经济政策与1918年春的政策的继承关系和根本的转变。1921年春的新经济政策是要从社会主义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这是1918年春就大体上准备好的阵地。但新经济政策绝不是1918年春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利用货币市场关系基础上的本质转变。这是列宁深刻地总结几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结合俄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是在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情况下，第一次完整地全面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无产阶级长期的经济政策。
    后来，列宁在谈到这几次政策的转变时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似乎看来是不正确的和偶然的转变呢？为什么那时我们试用一系列的措施来逐步地、慎重地实行经济改造？为什么斗争的逻辑和资产阶级的反抗又迫使苏维埃国家采取极端拼命斗争方法？这都不能离开当时斗争的历史条件，只要回想一下斗争的发展条件，就懂得这种转变了。在评论前两段经济政策时，列宁指出在刚刚夺得政权和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初期“我们对于经济建设任务的谈论，比1918年下半年以及整个1919年和1920年要小心谨慎得多”。（《列宁全集》第33卷42页）从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然后又转入第三阶段，从形式上仿佛又回到第一阶段，但实际上是辩证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是正确认识事物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