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底召开的俄共（布）“十四大”指出：整个国民经济蓬勃发展“出现了无产阶级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的经济进攻和苏联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推进的局面。”（《决议汇编》第3分册78页）由于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1927年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私人资本的增长也达到高峰。在这年的联共（布）“十五大”和1928年10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中，批判了一些人急于取消新经济政策的错误观点，指出要继续坚持这个政策。但是，由于斯大林和党内一部分干部害怕资本主义，过快、过急的对工业和商业中的资本主义采取消灭政策和“献金运动”，1929年10月后，又过急、过快的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对富农采取消灭政策。因此，到1932年资本主义成分在商业中已完全消灭，工业中只剩下0.5％，租让制在1930年批准最后一个合同后，采取收回政策。农业集体化面积已达75％，实际上新经济政策已基本结束。
    第四阶段是新经济政策的尾声和社会主义的建成（1933--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进一步消灭了资本主义的残余，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大工业和集体农业（99％）已成为国家的经济基础。1937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就变成了社会主义的俄国。实践证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基本的目的已经达到，但其生命力并未完全用尽。
    农民被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吗
    有人认为，列宁和俄共（布）曾把农民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表现在内战时期实行余粮收集制，把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为“内部的主要敌人”。笔者认为，上述意见严重曲解了列宁的思想。
    工农联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列宁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国家的革命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一直把工人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联系在一起。列宁提出一个著名的原则，“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权力”（《列宁全集》第32卷477页）这是苏维埃政权取得成就、“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同上第33卷218页）。 列宁和俄共（布）总是小心谨慎地对待农民问题，从未把农民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
    余粮收集制是不是把农民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呢？回答是否定的。列宁对这个政策进行过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是从内战时期的客观历史条件来看，余粮收集制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是建立工农军事联盟的基础，保住了苏维埃政权。正因为如此，列宁指出，“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正确关系的基础，是在1917-1921年建立起来的。”当时，由于国内外反动派发动了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战争，这使得工农之间的军事联盟得以建立、巩固和形成起来。“如果没有这两个阶级之间的一定的经济联盟，则军事联盟甚至连几个星期也不能维持”，（同上第32卷444页）在战争激烈进行、经济严重破坏和人民挨饿受冻的情况下，为了工农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保住政权，“余粮收集制是最适当的办法”（同上445页）。这时，把布尔什维克同白卫分子比较一下，连最落后的农民也拥护苏维埃政权。因此，内战时期实行余粮收集制不仅不是把农民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而且是保住农民根本利益的适当办法。那么，难道农民没有因这个政策作出重大的牺牲和损失？当然不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政权，不仅农民作出了巨大牺牲和损失，全苏俄的工人和劳动人民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但是，他们都是以主人翁的姿态自觉地作出这种牺牲的。因此，我们不能用谁作出的牺牲大来说明谁就是受打击的主要对象。谁都明白，内战时期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地主资本家及其武装力量白卫分子。
    另一方面，从过渡时期无产阶级的长期经济政策的角度看，列宁多次指出余粮收集制是模糊的企图“直接过渡”的政策，因而犯了错误，是1921年春出现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能再保留余粮收集制，要进一步正确处理与农民的关系，新的任务是“在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建立经济联盟”，从军事联盟过渡到工农间正常的经济联盟。因此，改行新经济政策就是为了保持同农民的正确关系（同上第32卷397页）。
    列宁对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的论述是把农民作为“内部的主要敌人”吗？回答也是否定的。列宁确实在1918年和1921年的有关著作中，对俄国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进行过多种分析，而且把它作为可以教育引导的东西。什么是自发势力？ 它是一种动摇不定的、最无定型的、最不巩固的、最不自觉的东西。表现下列几种情况：第一种是自由散漫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自发势力。第二种是小私有者的心理状态，不愿接受国家监督的自发势力。第三种是小资产阶级上层经常产生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因为他们积累了一小笔财产、渴望发展成大生产者。对于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教导他们，设法影响他们。引导动摇分子和不稳定分子。”（《列宁全集》第4卷93页）让他们服从国家监督，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始终贯彻的基本路线是把“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能按国家价格出售粮食和遵纪守法的农民“完全不愧是社会主义工人的同志”，“最可靠的同盟者”，“亲兄弟”（同上93页）。
    列宁在论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时，把那些人当成敌人呢？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政治上的敌人，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反动头目，利用1921年春出现的自发势力的动摇性，装扮成非党分子，打着拥护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旗号，同帝国主义和米留可夫之流配合，建立第三种力量，幻想走第三条道路，推翻无产阶级政权，为地主资本家上台效劳。列宁愤怒斥责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之流，“帮助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与布尔什维克疏远，帮助‘政权转移’以利资本家地主”。（《列宁全集》第32卷354页）列宁把这些利用自然势力进行反革命活动，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人，作为主要敌人。另一种是经济上的“投机商、奸商、垄断破坏者-这些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苏维埃政权经济措施方面的敌人。”（《列宁选集》第3卷541页）因为这些人千方百计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反对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笔者认为，把在政治上利用自发势力推翻工农政权、经济上利用自发势力反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人，作为主要敌人，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一国的无产阶级都会如此。由此可见，我们不能把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同整个农民小生产者混同起来；把遵纪守法的劳动农民同少数投机倒把分子混同起来；把小商品生产者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同小商品生产者就是资产阶级混同起来；把利用自发势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的政党头目同可以教育改造的自发势力混同起来。否则，就会陷入错误。列宁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论述，不是要把农民作为“主要打击对象”，而是要俄共（布）采取正确的政策对待农民，争取和教育农民，排除资产阶级对农民的影响，帮助农民克服动摇性，通过合作制把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以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