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路级机构间联合行动、联合奏事
    宋代路级诸司虽然职责各有侧重，但面对地方上的民政、治安等项事务，同路各司之间的联合行动也很普遍，尤其到南宋后期，这种情况更为常见。同时在举辟官员和规划州县事务中，诸司也往往联合奏事，在此过程中，宋代路级诸司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治安和军事行动是转运、安抚、提刑等司联合行动的重点，自北宋前期就已如此，如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交阯与甲峒夷人攻邕州，宋代令“知桂州萧固发部兵与转运使宋咸、提点刑狱李师中同议掩击；又诏安抚使余靖等发兵捕讨”(25)。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福建地区发生叛乱，六月，朝廷令蹇周辅为福建路转运使，令与提举贼盗高遵一、提点刑狱徐总共同督捕，后又诏：三人“如在一处，应干捕贼事并同商议，若在军前捕盗，并听遵一指挥”(26)。南宋时期，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诸司之间的联合军事、治安行动就更为普遍，甚至跨路地区之间也进行合作，如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朝廷诏令“江东西、福建路帅、宪臣同共措置石陂军贼，限一月须管剿尽”(27)。同年十月，因“广东西、湖南路尚有盗贼余党”，朝廷令“广西、湖南路帅臣、提刑疾速措置，遣发兵将，督责应干捕盗官会合讨捕”(28)。再如理宗朝福建提刑包恢在给中央上的《防海寇申省状》中就提出：“照得某昨准省札，备臣僚奏請，令福建安抚司、提刑司、及泉州各任责令措置，多设方略剿捕海寇。再准密札，备臣僚奏请，行下帥司、提刑司，令多设方略，以为捕盗之策。”(29)看来，当时以诸司联合行动打击盗贼已成为朝廷的共识。总之，治安和军事行动，因其发生较为突然，又涉及多方利益，故而成为诸司联合行动的重点。
    灾害的赈救也是路级诸司联合行动的重点。与军事行动相似，灾害的发生也是突发性的，难以预测，因而必须调动路级诸司共同力量，最大限度的减少灾害的损失。如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朝廷诏令“京西、荆湖北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分行赈贷水灾州军”(30)。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也令“水灾逐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督责知州、通判存恤被灾人户”(31)。熙宁九年（1076年）七月陕西地区突发蝗灾，“为害极甚”，朝廷因而令“永兴军等路转运、提刑等司分往州军督促当职官吏打扑尽静以闻”(32)。南宋《庆元条法事类》中，对于灾害时路级诸司赈救的合作有更明确的诏令，“诸灾伤路分，安抚司体谅措置，转运司检放展阁，（军粮阕乏，令听以省计通融应副），常平司籴给借贷，提点刑狱司觉察妄滥，如或违戾，许互相按举”(33)。从以上可见，在灾害发生时，路级诸司必须联合行动，才能及时、有效的对其进行赈救。
    策划兴修水利、城防等事务是诸司联合奏事的重要方面。此类关乎一路吏民的大事，一司奏请往往很难成功，如果诸司联合奏请，就表明这一策划在路级诸司都是认可的，因而增加了议案获得通过的几率。如北宋前期，广州无外城，侬智高叛乱时造成重大伤亡，时人皆以为当地“土杂螺蚌，不可城”。惟独神宗朝安抚使程师孟以为可，于是说服转运使向宗道、提刑陈倩、周之纯等共同上奏，请求修城，朝廷批准。动工兴修，“凡十月而毕，师孟、宗道、大年、倩、之纯并降诏敕奖谕，赐银绢有差”(34)。再如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黄河决口于窦家港，河北路都转运使、提刑司、都水监官北外丞司联合奏请堰断梁村水口，相度定夺黄河利害所认为诸司“同议已得归一，本所相度，可以先次兴工”(35)。因而获得朝廷的批准实行。总之，类似于此类要慎重实行的地方事务，诸司的联合奏请非常普遍，增加了决策的慎重，同时也增强了朝廷对实施这一方案的决心。
    再者，中央对于一些不确定的地方问题也发下令路级诸司共同商讨，奏报利害或解决方案。如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二月，“广源州蛮首领侬智高请内属”，朝廷一时难以决策，因而令广西转运、提刑、钤辖司“具利害以闻”(36)。再如嘉祐四年（1059年）二月，朝廷兴修河北地区塘泊，臣僚议论纷纷，遂“再委河北提刑薛向、都水监丞孙琳计会，张茂则亲往相度”，令诸司“即得经久稳便，同共以闻”(37)。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二月，朝廷诏：“并废州县，令诸路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司，同相度合与不合废并以闻。”(38)南宋时期亦是如此，如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朝廷令福建路转运、安抚、提刑司“公共相度措置榷酤，有坊廷仍其官监或召人买扑或给卖麴引方许造酒，孰为利便以闻”(39)。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广西经略史张拭奏转运司行官般盐法，收息太多，州郡困窘，朝廷因而令经略司与提刑、转运司“公共将一路财赋通融斟酌，为久远之计，既于漕计不乏，又使一路州郡有以支吾，见行盐法，不致弊坏”(40)。
    总之，宋代路级诸司的联合行动和联合奏事是非常普遍的，这有利于发挥集体领导的优势，能够比较稳妥的处理各种赈灾、捕盗等突发事件，在对地方事务的处理也能够比较慎重，有利于决策的正确性，防止独断专行而造成的弊端。朝廷通过对路级诸司意见的咨询，有利于获取更客观、全面的信息，有利于因地制宜，做出最佳的决策方案，路级诸司也通过联合的方式，扩大了自己对州县事务的干预、管理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