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路级机构间的长官互兼
    宋代不同机构长官互兼现象非常普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中都存在一官兼多职的情况。同时，在地方行政体系中，统治者为实现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还打破各行政层级的界限，存在着州郡长官与路级、跨路级区划长官互兼的情况，即一位官员既是路级机构长官，同时又兼一州长官，或路级长官又兼等跨路政区长官等，宋代统治者采取这种方式，以避免冗官或缺官废事等弊病。这里主要探讨的是路级机构长官互兼的现象。
    宋代为避免出现一路级机构长官离任，诸司争管的混乱局面，为诸司互兼的先后顺序作出明确的规定。治平四年（1067年），朝廷诏：“诸路知州府带安抚或总管、都钤辖并京府，今后长吏阙员，并令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兼权。”(70)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朝廷因转运司兼权提举常平司者，“极有擅移用司农钱物”。因而命以后“提举司阙官处，令提点刑狱兼权”(71)。哲宗绍圣四年九月朝廷诏：“诸路提举官阙，即令提点刑狱司权，……转运、府界提点司阙官，令提点刑狱、提举司官权。”(72)北宋宣和年间江西、广东增置武提刑，但朝廷规定：“然遇阙帅，不许武宪兼摄。”(73)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江西提刑奏：“提刑官阙，在法，系转运司兼权。”但当时提刑兼管提举常平司，为防转运司侵占常平钱物，他请求“如提刑官阙，欲依条将提举常平职事牒送提点铸钱、提举茶盐官或廨宇所在文臣知州时暂发遣”(74)。朝廷从之。孝宗淳熙中也规定：“提举常平茶盐官遇阙，如文武臣提刑有两员去处，令以官序兼权。”(75)宁宗朝《庆元条法事类》中也记载：“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常平茶盐司官替移事故，本司无同职官者，各司互权，仍以序位法为先后之次；逐司皆阙，置司所在知州权，又阙，或系侍从以上任知州者，邻近知州权。”(76)
    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自北宋而南宋，路级诸司互兼的范围逐渐扩大，不仅转运、提刑、提举等监司之间可以互权，而且监司与帅司、总管、钤辖等司之间亦可互相兼权，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一司长官的行政能力。同时，在诸司互权中也存在一些规定，如转运司不得兼提举常平，武臣提刑不得兼帅臣、诸司互权时，要以官序高下依次兼权等，从而有效防止了因兼官发生的纷争和各种弊端，同时也有利于保证在长官空缺时诸司事务的及时处理。如高宗绍兴中，江东提举常平茶盐兼权提刑张昌就奏请：江东一路迟迟未除正任提刑，“今臣暂时兼权，不合荐举，致使选人改官，独无职司文字”。朝廷诏：“许荐举”(77)。这样，通过兼官，从而保证了该路选人改官的权益不致遭受侵害。
    两宋时期诸司互兼的实例很多。北宋真宗朝，转运、提刑二司长官就开始互兼，如天禧二年（1018年）五月，“荆湖北路提点刑狱、权转运司事、屯田员外郎江嗣宗为都官员外郎”(78)。而提刑、提举诸司较长时间的互兼，开始于神宗熙丰变法时期，如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朝廷诏令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王直温兼本路提刑，“提点刑狱兼提举常平自直温始”(79)。此外，元丰制度改革，使得此后提刑与提举保甲二司的互兼也逐渐增多(80)。总的来看，北宋时期路级诸司长官长时间的互兼情况不是很普遍，这与当时政局相对稳定，官员除授和到任情况较好有关。南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初年和后期，路级诸司互兼的情况甚为普遍，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靠近宋金、宋蒙战争前沿的淮南路和京西南路等诸司互兼，如绍兴七年（1137年）四月，朝廷于淮南东、西路，各置转运判官一员，兼提点刑狱、提举茶盐、常平等事(81)。十四年（1144年）十月又诏：“淮南东、西转运司……依旧置转运判官二员，所有提刑司职事亦两路通管。”(82)二十九年（1159年）闰六月，淮南转运判官兼淮西提刑张祁言事(83)。三十一年（1161年）五月，“直秘阁新淮南转运判官兼淮西提刑提举常平茶盐公事王秬入辞”(84)。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许及之除淮南运判兼淮东提刑(85)。京西南路因诸司同置司襄阳，亦有许多互兼的例子，如绍兴六年（1136年），“以李若虚为京西南路提举兼转运、提刑”(86)。三十年（1160年）五月，以左朝散郎知随州蒋汝贤为京西南路转运判官兼提刑提举常平公事(87)。宁宗朝嘉定二年（1209年）赵方也曾任“提举京西常平兼转运判官、提点刑狱”(88)等等，这些路分几乎很少并除诸司正任官员，多以一司兼领二到三司事务。其他路分互兼的情况虽较之略逊一筹，但监、帅诸司互兼也是经常存在的。
    总之，诸司互兼可以防止职事的废弛，并达到减少冗官、节财省费的目的，一定程度上也提高行政效率。但如果兼职过多，也很难想象一司诸种职事都能一一应付自如。如宁宗朝黄干在与大臣的书信中就提到淮西监司互兼的弊病：“尝渭淮西一路监司太少，合更置一提刑，旧龙舒乃提刑置司之所，今以一司兼仓、宪、坑治四司之事，又安得心力可以干当而使之中节耶？”(89)可见，诸司的互兼也应根据实际统治需求，不应片面的追求省官节费，集中权力，以防止因一司职责太多，分身无术、随意应付等弊端。
    五 路级诸机构长官的私人关系及其影响
    宋代路级诸司长官官品有高下，序位有先后，但彼此无隶属关系，而是互察关系，加之诸司同处一路，许多事务需要分工合作，故而长官私人关系好坏对于诸司的日常工作影响很大，对于百姓休戚也有重要影响。
    先来看一下诸司长官因意见不和而纷争的情况。神宗朝，路级诸司因新法问题争论激烈，如熙宁四年（1071年），朝廷令诸路监司“各定助役钱数”。利州路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本路转运判官鲜于侁“以为本路民贫，二十万足矣”。提刑周约亦同签书支持李瑜，双方互不相让，“各具利害奏上”，朝廷以鲜于侁为是，以“务聚敛，积宽剩”为名将转运使和提刑官黜责(90)。再如七年（1074年）十二月，臣僚奏：河东路“转运使赵子几与提点刑狱杨诩交相诋毁，论议不一，州县患之”(91)。八年（1075年）七月，广南西路提刑许彦先、转运判官傅燮互讼，“燮指彦先纳金珠，而转运使李平一亦言彦先独差官管勾告发坑冶”，因而请求：“移彦先别路，体量理曲之人。”(92)元丰三年（1080年）九月，江东提刑王安上与转运使孙珪也因“交讼不实”而各降两官勒停(93)。南宋绍兴末年，荆湖南路转运判官李邦献也奏：“监司以互察为名，取索他司职事，因而骚扰。”(94)此后，路级诸司之间的纷争也一直存在，这其中既有因政治立场、州县事务而引起的纷争，同时也有因个人兴趣、爱好不同而引发的纷争。诸司之间的纷争，一方面表明宋代统治者所设想的诸司分立，防范割据的目的一定程度得以实现，但如果处理不好，势必会影响地方官员团结和事务的处理，导致两败俱伤，因而从维护封建官僚集体利益和地方稳定出发，朝廷一直强调诸司要合作共事，诸司官员们也多自我克制，尽量少起争端。
    再来看一下诸司长官合作共事的情况。前文中对路级诸司联合行动和联合奏事的情况已进行了论述，从中可见，沟通和合作是诸司长官私人关系的主流，他们之间互通情况，互相分工，联合行动，在缉捕盗贼、赈救灾荒、兴修水利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平时，诸司长官如果兴趣相投者还会进行一些宴游、讲学活动。如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广南东路提刑钟正甫“挈家在广州观上元灯”，并与帅、漕诸司长官宴会，后接朝旨令其断狱，钟“得旨即行，漕帅方宴集，怪其不至，而已乘传出关矣，众愕然”(95)。再如南宋孝宗朝辛弃疾为浙东路安抚使、朱熹为提举常平官，张栻为提刑，三人均为当时名士，时常书信往来讲学，并举行宴会、交游(96)。再如时范成大为广西经略安抚使，因“兴安县界盗伤人，公密设方略掩捕之。适中秋，同诸司泛舟赏月，命取大巵酌酒置案间，提刑郑丙问故，公笑曰：‘欲饮至尔。’俄岸上欢噪，乃将官沙世坚执贼首来，即以巵酒饮之，诸司骇服”(97)。安抚使在诸司宴游时仍不忘缉捕盗贼，可谓尽忠职守，同时这些例子也显现出了当时各司长官间良好的私人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宋代对于监司宴游特别是参加州郡宴会活动是有严格限制的，主要为防范他们彼此勾结、营私舞弊，同时也降低奢侈浪费，故而这些宴会基本上都是在节日或诸司置司地举行的，当然，各路诸司也存在大量违反规定，私自宴会的情况，这里不再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