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再来看一下路级诸司官员间一些贿赂公行、狼狈为奸、欺下瞒上的情况。宋代以诸司并立，就是要发挥他们之间互察的作用，但中国古代官场上有一些潜在的规则，谁要违反了它，就很难任官长久，因而诸司长官之间互相纵容、包庇的情况也是大量存在的，如路级诸司之间以公使钱物互相馈赠，几乎成为当时的一种惯例，如绍兴末年，富元衡为利州路提刑，“蜀旧例，监司交馈不下数千缗，……隆兴中召还，中涂遇盗，行李为之一空，帅李师颜馈以匣金，元衡不启，缄谢绝之”(98)。这里虽主要为表现这位提刑官为政清廉，但同时也反映出了四川路级诸司互相馈赠贿赂的普遍情况，而富也没有因馈赠而弹劾这些官员，可见，公使馈赠已经成为路级官员都了解的官场潜规则。同时，亦有因按察受制反而同流合污者，如绍兴中王鈇为广东安抚使，为政“有狼藉声”。朝廷以韩璜为广东提刑，“令往廉按”。王与其歌妓设计，邀提刑宴饮，酒席间“王麾去伎乐，阴命诸倡淡妆，诈作姬侍，迎入后堂剧饮；……韩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涂抹粉墨踉蹡而起，忽跌于地”，韩酒醒后“羞愧无以自容，即解舟还台，不敢复有所问”(99)。诸司之间严肃的按察制度被美酒、歌妓冲击的荡然无存，彼此之间反而狼狈为奸，欺瞒朝廷。同时，亦存在诸司联合欺瞒朝廷、勒索州县者，如孝宗朝成都府路提刑吴宗旦与知嘉州张伯垓为姻亲，后“宗旦不避亲嫌，谬以伯垓为臧最，遂误朝廷除授，就升本路转运判官，呼索从物，并要如法”。张伯垓“亲随数人遽执衙兵司，系缚棰打，取索钱物至数百千”。二司长官的违法行为，导致“一路官吏、百姓，闻其先声，无不震恐”(100)。可见，诸司联合舞弊欺瞒，为害更甚。宋代虽然为路级诸司建立了严密的监督、互察机制，但由于人为因素的存在，再严密的制度也并非是万能的。
    四 结语
    宋代统治者由于为防范割据分裂，创造性的在路级政区建立了多个互相分立，互不统属的机构，从而形成了路级诸司及长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101)。总体上看，这些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有利于宋代地方行政运行和国家统治稳定的。宋朝路级机构间互相监督、分工合作、和平共处是机构间关系的主流。中央为保证重大突发事件及时处理、统一指挥、省官节费等原因，也存在路级机构间长官互相兼任的情况。在私人关系上，宋代路级机构长官间会因日常事务、各人喜恶而产生一些矛盾和纷争，由于朝廷的限制和个人利益的考虑，他们的纷争一般会限制在较小的范围，避免两败俱伤的后果(102)。宋朝这些新举措的采用，保证了地方高层政区机构间行政关系的有序性，防范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重现，促进了宋代地方事务的处理和国家行政机器的正常运转。
    但宋代路级机构间关系实际运作中也存在一些弊端，使得这种关系建设的积极作用打了折扣。如路级机构设置太多，如果朝廷没有明确规定以某一机构为主，有关机构间沟通、协调就存在困难，在遇事时容易出现指挥不一，运转不灵的弊病，在平定叛乱等紧急情况下尤其明显，如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就提出：“昨湖南蛮贼初起，自昇州差刘沆知潭州，授龙图阁学士，令专了蛮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杨畋作提刑，又令专了蛮事。畋未到，续后又差周陵为转运使，令专了蛮事。周陵差敕未到，又自朝廷遣王丝安抚，令专了蛮事。王丝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专了蛮事。不惟任人不一，难责成功，兼此数人一时到彼，不相统制，凡于事体，见各不同，使彼一方从谁则可？”(103)而后来果然出现提刑与安抚“锐于讨击”，而转运使等人希望招降的对立局面，使得这次叛乱的平定颇费周折(104)。在日常政务处理中，也存在路级诸司指挥不一，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如南宋初年，朝廷令免近年积欠赋税，而在地方上，“提刑司出榜放，转运司出榜催，两司争为空文，俱挂墙壁……其灭裂文具，虽儿戏尚不如此”(105)!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臣僚上奏中也说：“然而监司徇私党局，凡有施行，不相照应，从漕司则违宪司，从宪司则违提举司，遂使州县难于遵承。”(106)可见，路级机构太多，职权交叉，协调关系不易，容易造成地方行政效率低下，影响实际事务处理，而州县官吏也往往变得欲行又止，缩手缩脚，在各司指挥间疲于奔命。而路级诸司在向中央上奏信息方面，如果彼此不加协调，奏报的信息太多，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央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决断，如元丰元年（1078年）五月，神宗手诏中就说：“日者，广西凡有边事，动至五六处交奏，不惟过涉张皇，深虑缘路习为常事，或真有边机当速者，反致迟滞。”因而责令广西转运、提刑等司，“今后非紧切边事，毋得擅发急递，及经略司已奏者，不须重复”(107)。宋朝制度建设中这种“过犹不及”的弊病在处理路级机构关系方面再次反映出来。此外，由于人为因素的影响，宋代历史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路级长官互相包庇，欺上瞒下等中国古代官场屡禁不止的恶疾。
    宋代路级机构间关系的建设和发展，其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同样明显。这表明了政府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必须考虑制度的实际适用性，并掌握好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度”，同时提高为官者的素质，提高其自我约束的能力，这其中的利弊得失值得今人认真总结和借鉴。
    ［收稿日期］2009-02-20
    注释：
    ①宋代路级区划性质，学界尚无定论，有“监察区”、“行政区”、“监察区向行政区过渡时期”等几种观点，参见苗书梅：《宋代地方政治制度史研究述评》，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上海）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33-164页。笔者认为宋代之“路”为州县之上一级正式行政管理区划，具体原因参见王晓龙：《从提点刑狱司制度看宋代“路”之性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3期，第37-45页。
    ②［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62《职官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4页。
    ③许怀林：《北宋转运使制度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7-318页；汪圣铎：《北宋转运使补论》，《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81-88页；戴建国：《宋代的提点刑狱司》，《宋代法制初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4-381页；宋炯：《宋代提举常平司的沿革与财政体系的变化》，《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第2-8页；李昌宪：《宋朝安抚使考》，（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李之亮：《宋代路分长官通考》，（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等。
    ④相关成果有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74-83页。徐东升：《从官营手工业管理看宋代路级机构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101-107页。本文受二位先生论文启发，获益良多，此致谢忱。
    ⑤汪圣铎：《宋代转运使补论》，《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8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