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言说形式的研究，令我们得以从一种更精密的角度理解概念的变迁及语言与言语(speech)间的关系。对术语或概念的新鲜定义，并不会影响支持它并为其存在提供前提的基础性政治语言，也不会动摇促其生成、令其可解的话语机制(discursive apparatus)。这就提出了一个不易解答的难题：产生于特定政治语言中的话语，是如何颠覆其原生语言的逻辑、催生崭新的话语体系(discursive universes)的？这就令我们不免质疑德国概念史和英国剑桥学派的理论基础：某种超越性主体(transcendental subject)可以无中生有地在既定政治语言中创造并推介新的语义(关于这一点，参见Palti 2004)。显然，这不过是陈腐的“反映论”的某种变体，充其量只是变换了问题的形式，而无助于它的解答。
    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兴学派落入了传统观念史的窠臼。因此，前述学派在其方法论的创新之路上，皆不能保持彻底而一贯的立场。偶然性和时间性皆非思想史的固有维度，而全由外铄。以此而论，观念即是一种非历史的实体。总而言之，要解释概念的断裂，就需要发展一种关于言说生成之时间性的“更强的”理论。历史性要内蕴于思想史之内，方不至沦为“社会史”的附庸，或被机械地附会为所谓英雄伟人之行为的结果。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明确地将政治语言从观念体系中区分出来。
    在“概念是否具有本质上的模糊性”的辩论中，前述两种关于言说的时间性的对立观点(“强理论”和“弱理论”)之区别就更加一目了然了。最近，特伦斯·鲍尔提出，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确立伦理、政治和科学言说中的核心概念：“一套既能评价美学中‘艺术’、又能规范政治学中的‘民主’和‘平等’的公共标准，现在既没有，将来也不可能出现”(Ball 2002，p.21)。根据鲍尔的理论，既然不能从客观上确定这些概念的含义，政治论辩也就无从展开。每个人虽可以天马行空地谈论自己的偏好，却缺乏达至理性共识的手段。
    然而，一旦我们承认概念的模糊性，便可以颇为合理而连贯地从反面立论。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就指出，将政治问题归结于政治概念的不可定义性，实在有倒果为因之嫌。如果真能在客观上确立政治概念的意义，政治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了意义，而政治异见也就无从谈起——公共事务难道不应由精通(或彻底无视)政治概念“真正含义”的专家解决吗？
    最终，两种对立的观点都能成立。我们可以说，脱离真相的政治论辩本是海市蜃楼；而一旦我们自信真理在握，论辩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政治论辩就这样在预设了含义明确的政治概念的同时，矛盾地排除了厘清其内涵的可能。这样，定义概念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在开启政治场域的同时，也将概念转为政治性的。
    由此，我们可以就政治概念的含混性，对科塞勒克提出的问题另作新解。根据罗桑瓦隆的理论，政治概念之所以难以定义，并非因为其意义的闪烁不定，而是因为它们只是问题的索引，本身就缺乏正面的内容。比如，之所以难以定义“民主”的现代意义，并不是因为其所指对象的空虚，而是因为它本身不过是现代政治根本悖论的代称：如何令国民在受治的同时，成为行使主权的治人者？受治与施治的同一，非但不是现代政治的基础原理，反而是其根本困境的体现。而现代政治话语正是建立在解决这一悖论的基础上，其所用之概念，自然无法被一劳永逸地确定。
    这为我们理解思想史上关乎概念之历史性本源的时间性提供了一种相当不同的路径。在“弱”版本中，概念的不可定义性仍然关乎严格的经验性因素，提示着某种事实状况或情境。原则上说，并没有防止其语义内容趋于稳定的机制。就此而言，如果没人试图质疑特定政治范畴的意义，它将恒存不变。概念当然处于流变之中，但我们无法就概念本身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也无法解释为何概念的既有含义会趋于最终崩溃。在此，历史性既有着顺理成章的必然性，又有基于境遇的偶然性。概念当然随时势而变，但其构成要素却不包含历史性。用鲍尔的话来说，人们永远会争辩概念的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可争辩性。
    对概念的时间性更为“强化”的审视，则暗示了偶然性本源从“外在语境”向思想史本体的转移。据此，内涵的含混不清，不仅仅是政治概念在客观上的表现，也是其政治性的特征。这意味着，即便某个特定概念的意义不发生变化(这是近乎不可能的情景)，其内涵仍然是随时可能被挑战和更改的。政治话语体系既不能固化其内涵，也就无从达到前后统一、合理而富有逻辑的境地。尼采的名言也就因而具有了新的意义：概念自身的流变并不是无法定义它的原因；相反，概念的流变是因为其不能以明确的方式得以定义。只有接受这个前提，我们才不至于将历史上的辩论归因于辩论者对其所用概念的真正含义的误读和曲解，从而令思想史沦落为指摘前贤所谓“误解”、“谬见”的论域(参见Rosanvallon 2003，pp.26-27)。
    进一步而言，我们可以用一种打通观念与实在、文本和语境之间隔的语言观来取消前述的“结构主义”取向，将研究推向比剑桥学派更为彻底的方向。福柯在其1972年的著作《知识考古学》中所提出的“言说”(discourse)概念，或许是这种激进观点的最好表述。言说概念的提出，令思想史学家的关注点从主观转向了实践所蕴含的符号层面。事实上，各类社会、经济或政治的实践都基于一套相通的内在前提。政治语言就指向政治实践的符号层面。这里我们涉及了另一个将政治语言区分于政治观念的关键点。与后者不同的是，前者独立于人脑的思维之外，从而以客体实在的形式免受主观意识的扭曲和谬解。总之，它可以令我们超脱于作为思想史根本的各类意识哲学之外，从而着眼于实际的客观实践及其符号层面，进而触及其客观的表现层面。
    从观念史到政治语言史
    让我们概括一下将政治语言区分于观念系统的几个特点。
    (1)由于政治语言并不仅是思想或概念的集合，所以在实践中无法用确定的术语来确立其内容：无数史学家反复定义政治语言却总归劳而无功，恰为此提供了旁证。这并非由于概念内涵在时间上的变更；相反，这昭示了政治语言的属性：它不是由可被穷举的“陈述”(statement，即话语的内容)所构成，而是一种生成此类陈述的特定“形式”。由于其语义上的不确定性，政治语言无法由其意识形态内容所定义，却可以在任意语言中同时得到正反两方的表达。最终，政治语言令我们回到符号性实在(symbolic reality)的第二阶段(second order)，即概念生产的模式(modes)。
    所以，我们可以将区分政治语言史和观念史的关键差别凝练为以下表述：
    ●表述1政治语言史必须超越话语的表层，即其不同层次的语义和思想内涵，直达其根本上的论证机制，也就是其特定表述方式的形式原则。
    (2)前述论点令我们得以区分言说的内容(观念)及其所赖以表述的政治语言。前者指涉语义层面；后者则指语法(syntactic)层面，即生成言说的形式手段和机理。从这个角度而言，以严格的意识形态术语来看，“自由主义的语言”就是一个讲不通的概念：某人可以在许多不同方面持有所谓自由派的立场。事实上，同一个政治陈述可以回应不同的概念体系；同样，我们可以用相同的政治语汇来表述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政治规划。思想表面的相似性隐藏了其背后政治话语的断裂，反之亦然。
    各类意识形态均可利用同样的政治语言。借助政治语言所表述的“言说网络”，不同当事方才能展开公开的思想争鸣。这意味着，只有纵向切入整个意识形态光谱，才能发掘政治语言的真谛。不同思潮，只有在彼此互动时，才展现其共享的论证前提，从而令我们能揭示所处时代公共话语的特点及其历史发展过程。这样，我们可以用另一种形式来表述观念史与政治语言史的差异：
    ●表述2政治语言史必须借助思想争鸣语境的重建。关键点不仅在于探寻政治行为个体当事方的思想变化，而且在于系统地考察其相关立场的重复表达及论辩场域的结构变化：这只有在互相对立的争鸣论辩中才能被揭示出来。
    (3)我们得以从主观转向客观领域，由观念转向公共言论所需的条件。毕竟，重建辩论语境(contexts of debate)并不意味着超越言说的层次。政治语言令我们得以超越“文本”和“语境”的对立，而此二者正是解锁观念史的关键。而这种超越性的达成，有赖于政治语言自身表述的条件。在此，我们必须虑及言说的语用维度(言说者身份，言说对象，及言说的社会语境和权力关系)。④换言之，必须揭示“外在语境”是如何影响言说所针对的范围，并进而成为言说自身的一部分的。这令我们得以进一步丰富前述表述：
    ●表述3政治语言史要求辩论语境的重建，而这并不要求超越语言媒介自身，而是要重新发现言论表达语境中的语言痕迹，这些语言痕迹已经包含在言说自身之中。
    (4)基本上，前三条表述旨在揭示观念史研究的不足。正是一种粗放简单的语言观，导致了研究者将丰富的语言化约为单纯的语义孤例。新的政治思想史学则意在同时处理语言的三个层面：语义、语用及语法。这就颠覆了观念史传统的基础——门派繁多的意识哲学(philosophies of consciousness)。
    实际上，与观念不同，政治语言并非主观属性，而是客观实体，指向每个政治实践的暗含预设，并进而促成政治行为。政治实践者的一思一动，都由政治语言体现。1790年，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洛美尼·德·布雷尼(Loménie de Brienne)的言论，即为良证之一。这位法国议员当时曾宣称，法兰西人民的宪法成文之时，即是旧制度瓦解之日。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引用了布雷尼的言论，以揭示由其促成的历史断裂的本质。布雷尼此言可谓浓缩了政治语言史的旨趣：对象的观念并不是关键所在。在1788年到1790年间，法国人的思想并未发生本质上的剧变。然而，在此之间，在政治思想史领域，变化则可谓天翻地覆。问题在于，观念史不足以从根本上观察并处理这种变化，因为此类变化关乎公共言说的客观条件，而无涉主观的思想层面。布雷尼言论正昭示了发言主体所遭遇的挑战，明示了关键议题的所指，故有助于我们认识政治语言史的另一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