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的中立法系该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国会不须表决即通过的。换句话说，是绝对一致赞成的。
    二、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颁布之中立法，通过的情形是：参议院三百五十三票赞成，二十七票反对。
    三、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颁布之中立法，通过的情形是：参议院八十一票赞成，无反对票，众议院四百零六票赞成，一票反对。
    当然，在法令期限上的推敲毕竟还不能完全收到取长补短的作用。这里看到了两种观点“对立”的用处。它使美国的中立具备了明确和含蓄，不变和可变的双重性。即使是一个给人印象是更多倾向于德国集团的中立法，表示了“这么样的一个中立”，但不只法令期限很短，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还有一个干涉派。
    随着德、意、日力量的增长，法西斯联盟的正式形成，日本于一九三七年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美国需要改变中立的姿态。对局势，美国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对立双方矛盾更深了，对美国利害的损害和威胁也在加强。本来，资产阶级国际关系的信条是“危机时协约”，应该确认朋友了。只是在英德等大国尚未正面交手之际，一个倾向于英法的中立，刺激了德国方面，难免有功亏一篑的危险。在对峙呈现胶着，快要摊牌而尚未摊牌之际，继续强调孤立，给德国一方以鼓励是必要的。但是也必须较之先前更明确地向日、德示意，如果对美国过分冒犯则可能有不测的变化；从而制止那种威胁美国本身的趋势的发展。先前的中立既对英、法过分冷淡，威摄力量也显不足。需要的这样一种中立姿态：一种平衡的政治态度。这是一种“积极的”平衡，一方面它给英德双方以鼓励；给双方以希望；另一方面，对德日以含蓄的警告。包含如此复杂的意图的中立姿态，各种意图又相互排斥，在中立法的条文中难以园满地反映出来，主要是由所谓的两派争论来解决。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之中立法在参议院以六十三票对六票，众议院三百七十六票对十二票通过。法令不再是临时性的了。给予并扩大了总统某种程度的判断权。一九三六年二月之中立法曾规定禁运军火武器条款的实施有赖于总统“发现”那种状况的存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之中立法保留了这一点，同时法令内容更为详备，加进了“现金自运”一款：除武器弹药、军事装备外，交战国须以“现金自运”的办法从美国购买商品器材。总统在该规定之实施上也有某种程度的判断权。中立较前变得含蓄了一些。而正是在这个时期，“孤立”与“干涉”同时加强了宣传，提高了调门。互相攻讦都使用了更明确的语言从而使各自的形象都分外鲜明。而围绕实际问题的争论又恰恰集中在经过仔细挑选、大肆宣传和粉饰的禁运军火武器一款。已经造成一种普遍的印象，维持禁运是美国保持“绝对”中立的标志，废除则意味着美国准备加入英法一伙而投入欧洲战争。争执当然需要“相持不下”（那是政治态度的平衡所需要的），也果然“相持不下”。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一日众议院以二百票对一百八十八票的微弱多数通过维持中立法中禁运军大武器至交战国一款的提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十二票对十一票的一票多数通过保留原中立法案至下届国会讨论。在英德战争前夕的这种旗鼓相当的争执无异给双方鼓气、加油。它告诉德国，在美国孤立的力量继续是强大的，一条规定的废除尚且是如此之不易，更谈不上采取其它行动。也告诉英国，美国采取行动支持它是有希望的，而且希望愈来愈大了。
    自然，相持只是一时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侵占波兰。接着英、法向德宣战。英德战争爆发。欧洲大国终于正面交手了。既然德国已经陷入同大国的战争，避开挑战者的锋芒的目的基本达到。政治姿态相应改变，需要表示一种支持或倾向于英、法方面的立场。一方面，这是鼓励英、法，利用它们来削弱德国这个最危险的世界霸权竞争者所需要的；另一方面，也为将来正式粉墨登场作进一步的准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初，距伯娄姆废除禁运军火武器一款提案搁浅不到四个月，国会上下两院即以六十三票对三十票，二百四十三票对一百七十二票通过提案，废除了中立法中禁运军火武器一条（改为“现金自运”）。所谓的孤立派纷纷改弦更张，也说明了相持的真象。
    由此可见，“孤立”和“干涉”都维护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它的基本策略原则。这是两个假面，各自有各自的用处，从不同角度进行积极的配合。孤立的脸谱首先是摆给德、意、日看的，起着怂恿法西斯侵略、加剧英德矛盾的作用，起着安抚美国人民反战情绪的作用。干涉的存在起着安抚英、法以及中国蒋介石政权的作用，起着为发动战争制造舆论的作用。两种宣传并存而又互相对立，起着互相补充，相互加强的效果。使得政治姿态在以怂恿法西斯扩大侵略、冷落英法为主时对英法也有所影响，在表示了支持“民主国家”时对安抚法西斯国家还有点作用。孤立配之以干涉，怂恿而外添上一点恫吓，两手并用，效果更大。总之，为了一个策略目的。孤立和干涉的并存和相互对立，也使美国的政治态度变得灵活，不易捉摸。即使在一个时期表明了一种姿态，或是国家的对外政策实践表明了一种政治倾向时，那也是不可变的。可变的程度根据需要，通过两派的宣传调子，争论的热度来调节。这样来加强美国的国际地位。
    一九四○年之后，争论从表面上看白热化了，实际上，它已经失去了意义。美国“支持”英国的态度已经明朗了。
    三十年代，美国统治阶级制造了“中立”的舆论，也制造了“孤立派”与“干涉派”及其相互对立的假象。而实际的情况是统治阶级不仅在对外政策追求的目标上是一致的。而且也一致同意那种对外政策基本策略原则。分歧只是在十分次要的方面，例如装饰政治姿态的色彩及其浓淡程度、政治姿态转换的步调和时机等等，而这些分歧根本不是以“孤立”和“干涉”来划分的。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就指出：“美国帝国主义想在中立的名义之下，暂时不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以便在将来出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毛主席的分析揭露了美国追求的目的，也揭示了美国“中立”的实质。
    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对美国罗斯福政府对外政策的研究实际上是停留在“中立”的外罩上。虽然某些研究具体问题的论著提供了许多可以揭开“中立”帷幕的材料，但总的情况是：研究的著述愈来愈多，各种学派相互对立，而对外政策的真象却更深地被隐蔽起来。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