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富贵者，人主之操柄
    专制帝王是“富贵”至极的最高执政者。这就是《汉书·东方朔传》颜师古注引张晏所谓“天子富贵无堤限”。同时，帝王又有决定臣子能否“富贵”的有效的权力。
    《史记·张丞相列传》：“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同样的话，《汉书·申屠嘉传》则写作：“陛下幸爱群臣则富贵之。”《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梁人高遂乃说魏其曰：‘能富贵将军者，上也。’”《汉书·贾山传》：“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最高执政者有“能富贵”臣下的权力。“富贵”，也是帝王政治控制和心理威慑的一种手段。
    《汉书·外戚传下·孝哀傅皇后》：“天下自王者所有，亲戚何患不富贵？”《后汉书·桓谭传》：“君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昌言·理乱》说“王者”的心理：“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11)这些历史文化迹象，都反映了帝制时代皇权决定一切的事实。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有人逢迎上意，窃取“富贵”。(12)一般向往“富贵”者“皆争顺指而避逆意”。(13)
    《汉书·儒林传·严彭祖》记载：“彭祖为宣帝博士，至河南、东郡太守。以高第入为左冯翊，迁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权贵。或说曰：‘天时不胜人事，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亡贵人左右之助，经谊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这种不愿意“委曲从俗，苟求富贵”的态度，确实可以说是罕见的“廉直”的模范。
    六、开明人士对于“富贵”的清醒认识
    《史记·伯夷列传》写道：“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14)，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15)。‘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16)。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裴骃《集解》：“郑玄曰：‘富贵不可求而得之，当修德以得之。若于道可求而得之者，虽执鞭贱职，我亦为之。’”也许郑玄对孔子之说的理解有拔高的倾向。所谓“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原意，未必涉及“修德”的主张。但是“松柏”“清士”的说法，似乎是透露出其“富贵”观的深义的。对于所谓“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有一种解释是：“操行不轨，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发愤而遇祸灾，是其轻若此也。”(17)“重谓盗跖等也。轻谓夷、齐、由、光等也。”(18)司马迁对于“其重若彼”意存否定，对于“其轻若此”，似乎也持有所保留的态度。
    张衡《应闲》写道：“学非以要利，而富贵萃之。贵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称以‘大业’。”李贤注：“《易·系词》曰‘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也。”(19)《汉书·冯衍传下》：“盖富贵易为善，贫贱难为工也。”“富贵”称为“大业”，体现出全面的成功。“富贵”的社会地位，可能确实便利于“行令”“施惠”，发挥社会作用，扩张社会影响。但是纯粹“要利”的人生目的，论者显然并不赞同。
    《后汉书·冯衍传下》可以看到冯衍对于世风的感叹：“忽道德之珍丽兮，务富贵夫之乐耽。”追求“富贵”如果忽略了“道德”，是令人忧虑的。他又如此表露心迹：“卑卫赐之阜货兮，高颜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于此路。”李贤注：“卑，贱也。阜，积也。衍贱子贡货殖，慕颜回乐道，所以不从流俗，专心贞固者，以其祖考功业隆大。若苟求富贵，恐致点辱，故于此路收功也。”冯衍“贱子贡货殖，慕颜回乐道”的价值取向，不合于社会潮流，所以称作“不从流俗”，但是却体现了一种清高的人生志向。这正是司马迁引录孔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以及“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诸语之后所谓“举世混浊，清士乃见”。
    秦汉文献中所见有关“富贵”的论说，可以体现出清醒的认识。有些见解至今仍然有明智的光辉。例如：
    卒富贵不祥
    《汉书·叙传上》：“当秦之末，豪桀共推陈婴而王之，婴母止之曰：‘自吾为子家妇，而世贫贱，卒富贵不祥，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婴从其言，而陈氏以宁。”“卒富贵不祥”，或作“暴得富贵不祥”。(20)《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陈婴故事原本作：“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