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隋唐时期的瘟疫和疾病研究近年来渐渐引起学者关注，陆续有成果问世。本文将重点放在隋唐时人精神世界中的瘟疫和疾病认知，从“疫鬼”、“疟鬼”以及鬼神致病这几个方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 疫鬼
    隋唐时期的疫病指什么，涉及医史和社会医疗的学者大多有过讨论，本文采用张志斌的说法：
    疫病是指具有传染或流行特征而且伤亡较严重的一类疾病。包括的病种是相当广泛的，包括多种传染病，也可能包括某些非传染性流行病。①
    既然包括了传染病和流行病，那么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群体性和严重性。上古医学水平有限，难以解释这些疫病现象的由来，又对此心存恐惧，故将疫病解释成“有鬼行疾”，②并且用驱傩仪式来祛除疫鬼，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腊月的驱傩。关于驱傩仪式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本文不拟展开，仅在涉及时略作说明。
    建安二十二年那场着名的大疫之后，曹植写了《说疫气》一文：
    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③
    鬼神致疫和寒暑失时引发瘟疫是两种不同的观点，相信后者，应对之道必然是医疗手段，而如果相信鬼神致疫，那么悬符以厌之才是最合理的应对之道。曹植指出前者没什么道理，事实上，这确实是秦汉以来广泛存在的观念，也深入人心，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
    疫鬼的历史久远，隋唐以前，最为常见的说法大致来自以下两种：
    1.昔颛顼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为虐鬼，一居若水为魍魉，一居欧隅之间，主疫病人。④
    2.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为人厉，畏赤豆，故作粥以禳之。⑤
    第一条出自东汉王充的《论衡》，第二条出自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疫鬼是颛顼或者共工之子，隋唐五代时期人们观念中的疫鬼远不如宋以后发展得自成体系，绝大多数记载的源头都不出这两条的范围。而对疫鬼之说持异议者如王充表示不信鬼神之道，认为“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但他也认可上古相传的逐疫之礼，提出“岁终事毕，驱逐疫鬼，因以送陈迎新内吉也”，⑥只是不认为有什么驱除疫病的效果而已。而曹植的观点则和隋唐时期的医书接近，他提出寒暑不时造成瘟疫，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他认为那次大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⑦由于医疗手段才是解决的根本，因此贫富差异就是造成大疫中人们不同结果的重要原因。
    关于疫鬼的另一个来源是南北朝以来的道教的影响，后世屡屡为人引用的《太上洞渊神咒经》《女青鬼律》都成书于这一时期，其中运用道教的理论对疫鬼做了解释，比如《太上洞渊神咒经》有“天遣疫鬼行七十二种病，病杀恶人，世间浩浩，鬼兵流毒”之说。⑧《女青鬼律》提到了五方鬼主东方刘元达、南方张元伯、西方赵公明、北方钟士季、中央史文业，以他们为首施行疫病，同样也是以瘟疫诛杀恶人。⑨这些理论对于宋以后瘟神疫鬼日益系统化非常重要，在南北朝隋唐时期也有一定影响，比如《齐民要术》中就提及“辟五方疫鬼”。⑩《搜神记》提到有妖书写着“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钟士季各督数鬼下取人”。(11)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道教经典的影响，近年来也有人从唐宋时期的“行病鬼王”这一角度做出探讨，认为这是糅合了多种宗教因素加上民间对于败死将军的恐惧形成的一种信仰。(12)
    史书上对于瘟疫的记载很清晰，近年来对于有记载的瘟疫的梳理渐渐多起来，至于瘟疫的由来，一般认为引发瘟疫的因素诸如灾荒/战乱、人口、环境、习俗等在唐代的作用各异，另有论文讨论，(13)本文不再赘述。另一方面，与官方记载不同，唐人笔记和诗文中出现的瘟疫、疫鬼，反映出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时人的认知，和官方记载有着颇为不同的地方。
    隋唐以前关于疫鬼的记载除了上文所引述的颛顼氏三子等内容外，也有着更为丰富的表现，如孙思邈在记录雄黄丸药方时，指出其来历是汉代建炎大疫，丁季从蜀城山到南阳，从西市门进城，见到处都是患病的人。于是丁季取出随身携带的药发给每人一丸，据说一吃下去就可以痊愈，“市中疫鬼数百千余见书生施药，悉皆惊怖而走”，(14)鬼王以为丁季深通道法，于是上门求教，丁季表示不懂道法，只有随身的药而已。果然他一拿出来，鬼王惊慌失色，磕头乞命，因为这种药丸可以辟虎狼虫蛇水怪，遇到恶鬼或者疫鬼也一样见效。
    南朝宋时黄州的黄父鬼，“出则为祟。所着衣袷皆黄，至人家，张口而笑，必得疫疠。长短无定，随篱高下”。虽然当时已经有多年没有听说黄父鬼出没了，仍然是“土俗畏怖”。(15)可以想见在当地的影响。豫章人胡充在家门口“忽睹一姥，衣服臭败，两目无精”。(16)半年以后，全家染上时疫相继去世，暗示当初看到的老妇和时疫颇有关联。
    丹阳郡吏章授到吴郡上任途中遇到一个三十多岁、穿黄色单衣的人要求搭船，“行数日，略不食，所过乡甲，辄周旋。里中即闻有呼魄者，良久还船”。章授起了疑心，趁他不在的时候翻查他带的行李，找到文书书卷，写的都是吴郡人名，还有数百枚针。那人回来后对章授说：“君知我是鬼也，附载相烦……所以多持针者，当病者，以针针其神焉。今所至皆此郡人，丹阳别有使往。今年多病，君勿至病者家。”章授向他求药，他表示只能行病杀人，不管治病。(17)
    梁朝时丹阳莫家生子，落地就像两岁大孩子那样，眼睛长在头顶，说：“儿是旱疫鬼，不得住。”(18)
    从上述记载看，南北朝时的疫鬼既有某一地特有的，也有奉命到某些地方行病杀人的；既有单独行动的，也有集体一起作祟的，总之他们所到之处都伴随着瘟疫，可以造成大量人员的死亡。
    到了唐五代时期，疫鬼的表现似有不同。
    长庆初年，洛阳利俗坊百姓驾车出长夏门，遇到有人背着布囊，
    求寄囊于车中，且戒勿妄开，因返入利俗坊。才入，有哭声。受寄者因发囊视之，其口结以生绠，内有一物，其状如牛胞，及黑绳长数尺。民惊，遽敛结之。有顷，其人亦复，曰：“我足痛，欲憩君车中，行数里，可乎？”民知其异，乃许之。其人登车，览囊不悦，顾谓民曰：“君何无信？”民谢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录五百人，明历陕、虢、晋、绛，及至此。人多虫，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须往徐泗。”又曰：“君晓予言虫乎？”患赤疮即虫耳。车行二里，遂辞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寿，不复忧矣。忽负囊下车，失所在。其年夏，诸州人多患赤疮，有死者。(19)
    另一例是五代朱梁时，有士人往邠州，半夜在旷野中听到身后车骑声，“见三骑，冠带如王者，亦有徒步，徐行谈话”。士人偷听到他们讨论奉命往邠州取数千人应当采用什么方法，是以兵取还是以疫取，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以疫取。等士人到了邠州，果然“部民大疫，死者甚众”。(20)
    这种疫鬼奉命到某地行病杀人的模式依然延续，动辄数百数千人的死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瘟疫对人和社会的强大影响力，而相信这样的状态只有出自掌握人生死的鬼神才有助于唐人理解瘟疫本身。鬼神掌握人的生老病死，而这一切又和命定的信仰联系在一起，鬼神虽然动辄杀人，却也是遵照每个人的命运和定数的，比如利俗坊民在撞破了疫鬼的行径之后，疫鬼依然跟他说，“君有寿，不复忧”，可见遇到疫鬼并不一定意味着死亡，疫鬼杀人也是有规定范围的，人的寿命则自有定数。
    除了这种奉命行事的疫鬼，还有一些疫鬼出现的时候就比较随意。比如上文提到的行病鬼王，大中年间的成都李琚忽然感染疫病，恍惚中见到自称“行病鬼王”(21)者斥责他触犯自己，李琚改容相敬，鬼王几次出现之后辞去，李琚的病也就好了。唐后期汝州某县有村女被怪物掳去，一年之后，村女乘机窥看，发现他“腾空如飞，火发蓝肤，磔耳如驴，至地，乃复人焉”。被发现后，怪物自称为夜叉，但是拒绝村女和家人相处的要求，说“我罪业，或与人杂处，则疫作”。(22)唐末广陵裨将郑守澄买婢女，不久夜里听见叩门声说“君家买婢，其名籍在此，不可留也”，(23)开门却看不到人，几天后，广陵大疫，这个婢女染病去世，然后郑守澄也感染瘟疫去世，连来吊唁的宾客都转相染病死去。
    这几种疫鬼并不是奉命行病，但是也都有造成瘟疫的能力，不过和上面所说那种疫鬼不同，他们的能力似乎比较有限，有很大的随意性，但同时也有治愈别人的本领。像“行病鬼王”只要李琚表示出足够的敬意，就能令他的疫病症状消失，而夜叉自知出现就会发生瘟疫，坚持不与生人相处，也同样不会出现严重后果。
    到了宋以后，一方面疫鬼和瘟神系统渐渐完整，但另一方面，“疫鬼”在民众心目中也失去了隋唐以前那种戒慎戒惧的意味，日益变得轻松起来。笔者搜检过《四库全书》中唐以后的“疫鬼”条，除了延续汉代以来疫鬼为颛顼共工之子的说法，很多时候疫鬼已经成为疫病的同义词，比如元代谢应芳诗：“乡邻不我过，恐为疫鬼缠。”(24)明末文中说“长安故旧自一二人外率视我如疫鬼”(25)，不过是比喻说明朋友邻居躲开自己而已。至于范成大的诗所描写的，腊月煮糖豆粥是唐宋时期的重要风俗，同时也兼具避疫的功能，可是他写来轻松诙谐：
    大杓铛分口数，疫鬼闻香走无处。(26)
    而清人的《续名医类案》中还记载有疫鬼害怕香酥散，见有人传播，就会稽颡而退的事迹。(27)可以说，唐以前混杂着畏惧和神秘气氛的疫鬼很少再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