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经过同事小吏门口果然看见烧过纸钱的痕迹，立召小吏，讯其事。小吏曰：“某昨夕方会食，忽有婢中恶。巫云：‘鬼为祟。’由是设祭于庭，焚纸于此。”尽与坤梦同。坤益惧，因告妻孥。是岁冬，果卒。(45)
    此条出自《宣室志》。这是一个有着双重层级的故事，第一层是王坤由于梦见了死去的侍婢还有所经历而受到惊吓，觉得是不祥之兆，果然很快去世。第二层则是梦境，梦中经历展示的是现实的应对之道，比如其中小吏家发生的事，侍女“中恶”，即无故昏倒不省人事，按晋人葛洪的说法，是“与卒死鬼击亦相类……此盖恶气”，指出是由鬼魅毒厉之气造成的。(46)巢元方则解释成“鬼神之气卒中之也”，“人有魂魄衰弱者，则为鬼气所犯忤”。(47)因此按照惯例急招女巫，果然定为“鬼为祟”，并安排祭祀，焚烧纸钱，在梦中女巫似乎还能看到王坤和他的侍婢。
    从上述记载看，唐人心目中的鬼神致病既可能是被鬼神摄取了魂魄造成卧病或者暴卒，也可能是身体或精神较弱的人容易被鬼的毒厉之气影响，而这一类的病愈过程在记载中都是立竿见影，极其迅速的，因为既然病症和瘟疫都是由鬼神安排的，那么只要找对了方法和鬼神沟通成功，就霍然而愈了。这就像在有关疫鬼的记载中，瘟疫流行是出于鬼神的安排，所以只要被鬼神划出在范围之外，当事人就不会生病--所以他们要么不染瘟疫，要么就霍然而愈，都是出自鬼神的意旨。
    可以看出，隋唐时期的疫鬼和鬼神致病的观念已经有了较为完善、可以自足的逻辑，正是因为相信瘟疫和疾病来自鬼神的安排，所以唐人大多崇信巫师，除了少数例外，巫师是唯一可以让他们和鬼神世界沟通的人。
    关于巫师的作用，除了上文第5条王坤梦境中的女巫外，还有其他关于巫师治病的记载：
    1.武后年间，唐代洪州(江西)“江淮南好神鬼，多邪俗，病即祀之，无医人”。(48)
    2.楚州村民因为女儿得病发狂，“或毁坏形体，蹈火赴水，而腹渐大，若人之妊者”。于是请来当地女巫薛二娘诊断。“设坛于室……巫遂盛服奏乐，鼓舞请神。须臾神下，观者再拜。巫奠酒祝曰：‘速召魅来。’”(49)
    3.裴度在太原节度使任上，“家人病，迎女巫视之”。(50)女巫弹胡琴，颠倒良久才说明自己代廉贞将军传话，要裴度谢罪才能解决此事。
    4.宰相李回出身宗室，“少时常久疾。兄輧召巫觋，于庭中设酒食，以乐神”。结果看见来了几十个鬼“衣黄衣绿，竞接酒食而啖之”，等到差不多了，巫师要撤席的时候，“忽有一人自空而下，左右两翅。诸鬼皆辟易而退，且曰：‘陆大夫神至矣。’巫者亦惊曰：‘陆大夫神来。’即命致酒食于庭”。(51)陆大夫神在饱餐之后离去，很快李回也就痊愈了。
    关于隋唐时期很多地方好鬼神好巫，其实是和疫鬼信仰以及鬼神致病紧密相连的，虽然史书和各种笔记都标举江南荆楚一带好鬼神，可是从上述记载看，涉及的除了洪州、楚州，也一样有北方的太原、京师，涉及的人员各异，既有普通村民和城市居民，也有官员士大夫，自然招巫的理由有很多，不过以巫师治病总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
    宋以后江南的这种风气也一直延续下来，如明初高启的诗：
    里人有病不饮药，神君一来疫鬼却。
    老巫击鼓舞且歌，纸钱索索阴风多。
    巫言汝寿当止此，神念汝虔赊汝死。(52)
    诗中描写的应当就是当时江南一带的风俗，其内容和唐代的风气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以往学者比较重视民间的巫风之盛，往往把巫医并列当作是巫风的表现之一，但是如果从相信鬼神致病这一点去理解，那么很清楚，对于疾病的认知、对于瘟疫和疾病起因的观念才是关键，所谓好巫并不是唐人认为巫师可以像医生一样治病，而是借助巫师特有的和鬼神沟通的能力来讨好鬼神，像设酒食、鼓乐歌舞以及烧纸钱这些仪式都是社会公认的巫师和鬼神沟通的必要途径。
    巫医渐渐分离本身就是随着医学缓慢的发展而出现的。
    之前不少研究已经提到了唐代除了两京和江淮一带的大城市可以及时找到医生之外，很多地区并没有适当的医治，往往选择入京求医。缺少医生和药材，医生水平的参差不齐，总之，对于绝大多数唐人而言，及时有效的治疗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好鬼神、好巫与其说是唐人主动的选择，不如说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唐人对于医疗的现实状况做出的反应，或者说，鬼神致病、巫师治疗病人这些内容并不单纯是唐人精神信仰，同时也是一种应对现实的表现。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有了巫师与鬼神的交流和治病的能力，又进一步强化了巫师在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影响力，最终成为一种风尚流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