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疟鬼
    疟疾在唐代很常见，是对健康威胁很大的病症，因而在相信疫鬼的时代中衍生出了特定的“疟鬼”。唐诗中屡屡提到疟症和疟鬼，如韩愈着名的《谴疟鬼》诗，杜甫的“三年犹病疟，一鬼不消亡”，李商隐的“鬼疟朝朝避，春寒夜夜添”，未病的时候主动避疟，一旦得病又往往迁延不愈。虽然医学上对疟疾病因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由于在治疗疟疾方面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疟鬼致病的观念在当时仍普遍存在，疟疾在唐人心目中还是比较可怕的。
    贞元时孟员外由于科举屡屡落第，在长安借住亲戚宅，日子久了被厌弃，
    染瘴疟日甚。乃白于丈人曰：“某贫薄，疾病必不可救。恐污丈人华宇，愿委运，乞待尽他所。”殷氏亦不与语，赠三百文。出门不知所适。……(孟君)具陈羁蹇，将填沟壑。(28)
    五代崔从事奉使湖湘，回福建途中遇盗，同行者都被杀，他侥幸逃脱，
    中途复患疟疾，求药无所。途次延平津庙，梦为药神赐药三丸，服之，惊觉顿愈。(29)
    《谴疟鬼》中描述症状包括寒热大作、吐泻不止，《千金要方》则记载：
    疟，岁岁发至三岁，或连月发不解者……疟者病人形瘦，皮上必粟起也。病疟以月一日发，当以十五日愈，设不瘥，当月尽解也。(30)
    当时疟疾的治疗似乎相当困难，联系上文记载，得病之后迁延不愈，遭人厌弃，甚至自觉死期将至，就很容易理解了。
    关于疟疾的治疗方式，韩诗中也有描述，
    医师加百毒，熏灌无停机。
    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
    诅师毒口牙，舌作霹雳飞。
    符师弄刀笔，丹墨交横挥。(31)
    韩愈虽然是游戏笔墨，但他常年苦于疟疾，所以写到症状和治疗时比较具体，因而多为后世引用，其中提到医师、灸师、诅师、符师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加以治疗，很多研究都将这一情形概括为治疟医巫并用的手段，参以太常寺太医署下“其属有四：一曰医师，二曰针师，三曰按摩师，四曰咒禁师”，正和韩诗中四种治疗方法相合。(32)其实诗中按摩师并未出现，相比之下，可能孙思邈的记载更切合当时的情形：“医方千卷，未尽其性，故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导引焉”。(33)除了最后一项导引(气功)外，前四项正是韩愈经历的疟疾治疗手段。在《千金要方》一书关于疟疾的治疗中，同样既有具体的药方如麻黄汤、乌梅丸等多种汤剂、丸药，也有灸法，并且写出了详细的操作手法，另外还有禳疟法和两道治疟符，可以说和韩愈诗所写的如出一辙。(34)《千金要方》成书年代较早，一般认为在永徽三年(652)；韩愈此诗研究者多系于贞元二十年(804)在郴州时所作，虽然不在京城，不过从他接受的治疗看，还是相当正规的，几乎代表了唐代最高水平的治疗方式了。
    由于疟疾的危害和治疗的难度，唐人大多相信疟疾是由疟鬼带来的，很多时候以小儿的面貌出现，这也是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而且早在隋唐以前就已经普及开来，东晋医书就记有对付疟疾的咒法，要在发作的时候“执一石于水滨，一气咒云……捉取疟鬼送与河官，急急如律令。投于水不得回顾”。(35)而成书于南朝宋时的《录异传》记载嘉兴令吴士季得过疟疾，乘船经过武昌庙时差人辞谢(也许和东晋以来的咒法有关)“乞断疟鬼焉”。接着就梦见有庙使和一名小吏到自己的船上“缚一小儿将去”，(36)他的疟疾也就好了。
    另一则记载则是邵公常年疟疾不愈，后来一次发作的时候“见有数小儿，持公手足”。(37)捉到一名挂在窗上，第二天就不见了，而他的疟疾也就此痊愈。还因此流传出去，据说当时人得了疟疾只要呼唤邵公的名字就可以病好。这两则记载中的疟鬼都是藏身于病人身边的小儿，只要能让他们离开，病人就会痊愈。至于驱赶他们的方法则不一定，祈求神明或者自己动手都未尝不可，似乎疟鬼也害怕凶恶之辈如邵公，所以别人呼名都可以震慑他们。
    到了隋唐时期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千金要方》中治疟符的其中一道就是这样的：
    疟小儿父字石拨，母字石锤，某甲(着患人姓名)患疟，人窃读之曰：“一切天地山水城隍日月五星皆敬僤君，今有一疟鬼小儿骂僤君作黑面奴，若当不信，看文书急急如律令。”(38)
    孙思邈更注明符其实是“乞拘录疟鬼小儿”。当然也有例外，
    唐李昕者，善持千手千眼咒，有人患疟鬼，昕乃咒之。其鬼见形谓人曰：“我本欲大困辱君，为惧李十四郎，不敢复往。”十四郎即昕也。(39)
    这里的疟鬼明显不是小儿了，不过这则记载应该是在佛教持咒福报的影响下出现的，这里的咒和东晋以来的咒也大相径庭，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例。大多数的疟鬼还是以小儿面目出现的，宋代的《续博物志》中也有“疟鬼小，不能病巨人，故曰：壮士不病疟”(40)的说法，可见疟鬼小儿确实深入人心。宋以后疟鬼的记载渐渐减少，随着疟疾治疗的进展，疟鬼在疾病认识中的地位消退，不再像唐人眼中那样令人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