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农奴制改革，除了“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外，难道没有留下别的任何痕迹吗？要说留下什么痕迹的话，那就是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被取消或削弱了。据载：“从农奴制度的束缚下总共解放了男农民二千一百二十七万九千人。”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的《苏联通史》指出这个变化，不过“是超经济的（即封建的）强制为经济的（即资产阶级的）强制所代替。”⑨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剥削方式代替另一种剥削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靠牺牲农民的利益得来的，不包含对农民阶级的任何让步，但是，列宁并不因此而抹煞它具有的进步性。由此看来，重要的是要判断剥削方式的先进或落后，而不是剥削的轻重，或者对劳动者让步与否。有的同志问，剥削阶级不让步，剥削老是那么重历史怎么发展的呢？其实，阶级社会是在一种对抗代替另一种对抗中发展的，并不一定是在让步中发展的，如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主义制度进步，是不是因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比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轻一些呢？不是的，恰恰相反，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不知比地主对农民的剥削重多少倍。马克思曾对此加以比较说：“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贪欲表现为渴望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而领主的贪欲则较简单地表现为直接追求徭役的天数。”⑩既然资本主义的剥削率和剥削量都大大超过封建主义，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还优越于封建主义制度呢？就在于资本主义剥削方式比封建主义先进。
    第二，关于英国宪章运动。
    在资本主义制度还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里，都爆发了为改善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反抗斗争。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英国的“人民宪章”运动，是这一类反抗斗争的典型代表。
    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英国产业革命已跨入完成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工业资本家与地主贵族、金融寡头矛盾激化了，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了。于是在英国爆发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宪章运动。
    恩格斯在谈到宪章运动时说：“它失败了，但是斗争给胜利了的资产阶级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从那时起，它就甘愿以不断向工人让步为代价来换取比较长期的休战。”（11）有的同志引用这一段话来证明，剥削阶级不仅在革命斗争爆发前实行让步政策，而且在革命斗争失败后，仍能实行让步政策。
    在十九世纪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英国，在经济上发展为世界上第一工业大国，在政治上则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允许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与集会结社的自由，从优厚的利润中抽出一小部分，用以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在工人阶级中推行工联主义。迫于工人阶级的不断的反抗，资产阶级不得不对劳动时间实行强制的法律限制，从一八三三年至一八六四年不断修订工厂法。马克思说：“除了少数例外情况，1850年的工厂法把受它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的工作日都纳入法律限制之内了。从第一个工厂法颁布以来，到这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12）英国政府在宪章运动后“向工人让步”大体就是这些。
    怎么分析这些让步呢？
    一方面是给工人一定的自由民主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列宁说：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连同它的高度技术、复杂性、灵活性、能动性以及全世界竞争发展的迅速性等等条件所造成的。”（13）恩格斯曾就英国资产阶级准许工人组织工会说，这是“六十年的斗争经验使资本家多少乖了一些。”（14）无论恩格斯或列宁都不认为，资产阶级允许工人阶级享有一定自由民主权，会使资产阶级利益受损，相反这是资产阶级发展利益的需要。这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让步的实质。
    另一方面是立工厂法，限制延长工作日。资产阶级为什么要立工厂法，来限制延长工作日呢？马克思说：“资本经历了几个世纪，才使工作日延长到正常的最大极限，然后越过这个极限，延长到12小时自然日的界限。此后，自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大工业出现以来，就开始像雪崩一样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击。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15）这样既摧残了工人阶级，也损害了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马克思还指出，这“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16）正因如此，作为资本家的个人，要认识到缩短工作日的必要性是很难的，即使认识了，要付诸实践更难，因为他们都不愿放弃个人的目前的利益去服从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这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一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17）所以，国家作为资产阶级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表，就要立工厂法，以法律强制个别资本家服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执行工厂法。
    没有新的物质利益的刺激，光靠法律强制行不行呢？不行。没有物质利益作为后盾的法律强制，资本家是不会接受，拼死也不会接受的。为什么全世界资本家都逐步放弃了用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日的办法来增殖剩余价值呢？就是因为他们找到比延长工作日更好的办法来增殖剩余价值，那就是由追求绝对剩余价值转为追求相对剩余价值，搞技术改革、技术更新。如马克思所说：“原则战胜了，它在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特殊产物的大工业部门中胜利了。1853-1860年时期这些部门的惊人发展，以及同时出现的工厂工人体力和精神的复活，连瞎子也看得清清楚楚。连那些经过半个世纪的内战才被迫逐步同意在法律上限制和规定工作日的工厂主，也夸耀这些工业部门与那些仍旧是‘自由的’剥削领域所形成的对照。‘政治经济学’上的伪善者现在也宣称，认识在法律上规定工作日的必要性，是他们这门‘科学’的突出的新成就。不难了解，在工厂大亨们被迫服从不可避免的东西并且同它和解之后，资本的抵抗力量就逐渐削弱了，而同时，工人阶级的进攻力量则随着他们在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阶层中的同盟者的增加而大为加强。这就是从1860年以来进步较快的原因。”（18）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也写道：“与这样的发展同时，大工业看来有某些道德准则。工厂主靠着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只对那些为了免于在竞争中毁灭而必须抓住每一文钱的急需钱财的小生意人还有用处。这样工厂区内的实物工资制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的工作日法案，并且实行了一大串比较次要的其他改良措施，--其精神同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直接矛盾，但是却十分有利于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竞争的大资本家。”（19）资本家的贪得无厌的私欲，在一个领域被堵塞，却在另一领域里驰骋，从一个领域转向另一个领域在最初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是被迫的，是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逼着资本家走，资本家扭扭揑揑，三步两回头，然而当他们真正尝到“甜头”，他们就会自觉地将给工人一定的民主自由的权利和限制工作日作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措施加以施行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