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日由十多小时，限制在十小时，乃至八小时之内，这当然是明白无误的让步。但是，也还有另一种比较法。马克思说：“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但是这斗争的历史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例如，我们对照一下英国现行的工厂立法和从十四世纪起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的劳工法。现代的工厂法强制地缩短工作日，而当时的劳工法力图强制地延长工作日。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它在那时提出的要求，同它在成年时期不得不忍痛做出的让步比较起来，诚然是很有限的……从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末，资本借国家政权的力量力图迫使成年工人接受的工作日的延长程度，同十九世纪下半叶国家在某些地方为了限制儿童血液变成资本而对劳动时间规定的界限大体相一致，这是很自然的了。例如，在马萨诸塞州，这个直到最近还是北美共和国最自由的州，今天国家规定的12岁以下儿童的劳动时间的界限，在十七世纪中叶还曾经是英国的健壮的手工业者、结实的雇农和大力士般的铁匠的正常工作日。”这就是说，十九世纪下半叶儿童“每天不得劳动10小时以上”（20），而在十四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中叶的结实的成年人和大力士般的强壮者每天也不过干10小时左右。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末强制延长工作日，十九世纪下半叶强制缩短工作日，结果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童工与成年工人一道回到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中叶那种工作日的水平，一同做十小时以上的工作，这样一比，让步就不存在了，排除对童工的残忍的剥削外，可以说，没有什么进攻，也没有什么让步，只是找到了适宜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工作日的界限，找到了控制工作日的度，至于无限贪欲则仍然没有变，不过是转向另一个领域了。
    第三，关于革命条件成熟下的改良。
    属于这一类我们谈三个事例。
    （1）一八四八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欧洲的资本主义比英国发展得晚，当英国已处于产业革命完成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席卷欧洲。首先是一八四八年法国的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震撼了整个欧洲，接着德意志联邦的革命就暴风雨般地发动起来。德国的大资产阶级害怕法国二月革命在德国重演，竭力与封建贵族保皇势力结成同盟，出卖革命，致使自一八四八年三月开始的德国革命失败了。但是，经过一八四八年革命冲击的德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已经不能完全恢复革命前的秩序，封建君主制逐渐转化为贵族--资产阶级君主制，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采取改良的办法解决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解决德国统一的问题。一八六二年，普鲁士容克贵族政治家俾斯麦出任首相，他利用德国资产阶级的懦弱，为容克地主夺取了领导权。俾斯麦曾公开宣称：“德意志的未来不在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在于强权。……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演说词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及1849年所犯的错误--要解决它只有用铁与血”。本来，统一德国有两条道路：一是“通过革命，就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并建立全德共和国”；二是“通过普鲁士王朝的战争，就是巩固着普鲁士地主在统一的德国中的领导权。”（21）铁血宰相俾斯麦走的是后一条道路。
    马克思在谈到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的德国时说：“反动派在实现革命的纲领。这个似乎是矛盾的现象，说明了至今仍在扮演1789年革命遗嘱执行角色的拿破仑主义具有力量的原因，……的确，这个革命的纲领在反动派的手中就变成对相应的革命意大利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厉害的杀人武器。”（22）
    马克思在这里为什么直呼那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实行改良的派别为反动派或反革命派呢？这是相对主张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工农群众和资产阶级激进派而言的。一八四八年的德国与一八六一年的俄国不一样。那时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微弱的发展，激化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促使农民不断起义，但是农民阶级不能肩负这种革命的领导，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充当领导，因而那时改良只能是地主阶级向资本主义发展潮流让步。然而，一八四八年德国的资产阶级不是没有力量，只是由于它的软弱。假如它突破历史条件的限制，克服软弱性，领导工人和农民群众运动，是完全可以使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一八四八年以后德国所走的改良道路，是资产阶级向地主阶级让步，放弃了可以走的革命道路，走了可以避免的改良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他们为反革命派、反动派，未尝不可。
    但是，是否因此完全否定普鲁士式的改良主义道路呢？不是的，因为这种所谓“反革命派”、“反动派”，与顽固地维护腐朽的剥削制度的反革命派或反动派毕竟不同。马克思、恩格斯都称他们是“遗嘱执行人”。这里有褒有贬，迫于历史发展趋势，他们虽然镇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的历史任务，如封建土地制度和德国统一等，而完成这些历史任务却是用背叛革命，抵制革命，乃至屠杀工农群众的改良方式。关于对此持怎样的褒贬的态度？列宁说得很明确：“如果不是神经失常，难道可以否认俾斯麦的德国及其社会法律‘优于’1848年以前的德国吗？……难道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在那时已经是社会民主党人了）曾经根据这种理由而投票赞成俾斯麦的改革吗？”（23）
    （2）一九○五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日俄战争使得俄国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工人农民群众忍受不了。一九○五年一月九日，星期天的早晨，有十四万多工人举着沙皇的肖像，朝冬宫进发，向沙皇请愿。布尔什维克劝阻工人不要对沙皇抱幻想，乞求自由，但是，工人回答说：“让我们再试试看吧，沙皇不能拒绝我们的正当要求”。“流血星期日”打破了工人对沙皇的幻想，布尔什维克散发传单，号召说：“同志们，拿起武器！”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一九○五年革命运动一步步朝武装起义推翻封建专制主义政权方向发展。十月十三日起，举行全国性的总罢工。十月十七日沙皇发表宣言，允许有言论、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答应扩大选举权，国家杜马改为立法机关。资产阶级感到心满意足。列宁却提出警告说：“沙皇的让步确实是革命的极其伟大的胜利，但是这一胜利还远远不能决定整个自由事业的命运。沙皇还远远没有投降。专制制度根本没有不复存在。它只不过是……从战场上退却了，……它还在集结自己的力量……”（24）在宣言颁布的那一天，斯大林号召说：“为了真正获得胜利，我们需要什么呢？为了这点，需要三件东西：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也是武装。”（25）孟什维克对沙皇让步的答复是还以让步，布尔什维克答复则是进攻、进攻、再进攻。事实证明，十月十七日宣言使工人和革命者得到的是逮捕、屠杀和暗害。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孟什维克的干扰，农民起义与工人武装起义的脱节，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失败了。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五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根本不同。在欧洲，革命的领袖是资产阶级，农民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力量，而无产阶级还比较弱小，不能独立活动。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领袖是无产阶级。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力图通过限制工农的政治权利和损害他们经济利益，同沙皇制度妥协，反对民主革命。所以，列宁说：一九○五年俄国革命，“按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按其斗争手段来说是无产阶级革命。”（26）由于一九○五年俄国革命与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这样的根本不同点，所以，在革命过程中，反动政府对革命群众的让步是伪善的暂时退却，这种让步是反动的政治阴谋，无容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