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21实际仍是群盗犯罪。赦免后的群盗押解刑罪以上的犯人，致使犯人逃亡，要按原罪处罚，因此，这里的斩左趾为城旦系斩左趾、黥为城旦的省称，也属于加刑。简22属于对累犯的处罚。对于累犯，秦律有时采取吸收主义原则，即后罪较前罪为重，按后罪判罚。如果后罪较前罪为轻，则不能吸收，为表示惩戒，在前罪的基础上加重处罚。简22先犯黥城旦罪后犯完城旦罪，完城旦轻于黥城旦，不能将其吸收，所以，在黥城旦的基础上，又处以劓刑，成为黥劓城旦。这种情况实际是加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二年律令》中判为斩城旦舂的律令有两条：
    23.鞠（鞫）狱故纵、不直，及诊、报、辟故弗穷审者，死罪，斩左止（趾）为城旦，它各以其罪论之。（《具律》）
    24.强略人以为妻及助者，斩左止（趾）为城旦。（《杂律》）
    简23是对司法官吏利用职权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处罚规定。司法官吏判案轻重任意、黑白颠倒，与求盗、害盗犯法一样，属典型的知法犯法。与诬告罪、伪证罪、包庇罪等虽同属故意犯罪，但造成的社会危害却远大于后者，因此，对这类犯罪行为的处罚较之后者要严厉得多。如执法官吏故意重判他人为死罪，或放纵犯死罪之人，不是像对诬告罪等犯罪一样降一等处罚为黥城旦，而是以此为参照系，判斩左趾城旦刑。对死罪以下的罪行处罚，则与诬告罪等罪行相同。汉律中没有见到“加罪”这一名称，但汉律对秦律的继承人所共知，此处的司法官员犯罪与秦律中的求盗、害盗犯罪性质相同，对其处罚大概采用了加罪原则，斩左趾为城旦也属于加刑。至于简24犯罪者，则与简20群盗性质相似，犯罪主体虽非国家执法人员，但其既劫掠妇女，又强逼妇女为妻，罪行十分严重，所以，也按加罪原则予以斩左趾为城旦的严厉处罚。
    综上所述，斩黥城旦舂、黥劓城旦舂、斩城旦舂并不是正式刑名，而是一种加刑。它们主要作为黥城旦舂向死刑过渡的形式存在于秦汉律令中，适用于罪行特别严重的罪犯或累犯。作为累犯而言，犯罪人曾被判黥城旦舂。城旦舂是劳役刑中的最高刑，因此被判黥城旦舂的罪犯再犯，无法加重其劳役。如直接判为死刑，又稍嫌过重，因为死刑只用于危及国家统治以及破坏伦理纲常如不孝的罪犯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在黥刑的基础上将肉刑进一步升级，以示惩罚，简22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作为群盗等非累犯而言，犯罪性质特殊，按照加罪原则，寻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系，在参照系的基础上加重处罚。这种罪犯虽然以前没有遭受黥城旦舂的处罚，但其参照系有黥城旦舂这一判罚。如简20，先以一般盗窃作为参照系，对二人以上五人以下的盗窃加重处罚，最高者处以黥劓城旦；又以此为参照系，对群盗加重处罚，判为斩黥城旦。这样的刑罚，未尝不可以说是累犯判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可以看作对二人以上五人以下盗和群盗先施加了黥刑，又分别加之以劓刑和斩刑。所以，加刑一般在黥城旦舂的基础上才予以使用，并非针对一般罪犯。简23与简24没有提到黥刑，但其情况大概与简21类似，在律文中把黥刑省略了。
    除斩城旦等加刑外，还有一种名为系城旦舂的刑名存在于秦汉律令中。从简16可以看出，这种刑名也不在正式刑名之列。秦律中出现过三次系城旦，由于对这一刑名缺少正确的认识，有学者认为，系城旦舂就是城旦舂，并根据“系城旦舂六岁”得出城旦舂为六岁有期刑的结论。（注：高敏：《关于〈秦律〉中的“隶臣妾”问题质疑》，《云梦秦简初探》，第109页；黄展岳：《云梦秦律简论》，《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对于这种观点，张金光先生在深入分析、细致考证的基础上进行了反驳，认为系城旦舂不是城旦舂，“凡称‘系城旦舂’者，皆非本刑，而是临时附加性质”。（注：张金光：《关于秦刑徒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辑。）笔者基本同意这一观点，并据此将系城旦舂称为“附加刑”。《秦简·法律答问》及《汉简·二年律令》有关系城旦舂的法律条文如下：
    25.有罪当耐，其法不名耐者，庶人以上耐为司寇，司寇耐为隶臣妾。隶臣妾及收人有耐罪，毄（系）城旦舂六岁。毄（系）日未备而复有耐罪，完为城旦舂。城旦舂（注：此处城旦舂当为完城旦舂的省称，因为如果是黥城旦舂，就不会再判黥刑，而是判死刑或斩、劓、笞等刑。）有罪耐以上，黥之。
    26.隶臣妾毄（系）城旦舂，去亡，已奔，未论而自出，当治（笞）五十，备毄（系）日。（以上见《秦简·法律答问》）
    27.隶臣妾、收人亡，盈卒岁，毄（系）城旦舂六岁；不盈卒岁，毄（系）三岁。自出殹，□□。其去毄（系）三岁亡，毄（系）六岁；去毄（系）六岁亡，完为城旦舂。
    28.当耐为隶臣，以司寇诬人，可（何）论？当耐为隶臣，又毄（系）城旦六岁。
    29.葆子狱未断而诬告人，其罪当刑为隶臣，勿刑，行其耐，又毄（系）城旦六岁。
    30.葆子狱未断而诬【告人，其罪】当刑鬼薪，勿刑，行其耐，又毄（系）城旦六岁。
    31.吏民亡，盈卒岁，耐；不盈卒岁，毄（系）城旦舂；公士、公士妻以上作官府，皆偿亡日。其自出殹（也），笞五十，给逋事，皆籍亡日，軵数盈卒岁而得，亦耐之。（以上见《汉简·二年律令》）
    上述诸简说明，系城旦舂并非只有六岁刑，还有三岁刑。另据《二年律令·具律》，尚有一岁以上、三岁以下两种刑，合计四种。而且其性质完全不同于完城旦舂，隶臣妾系城旦舂犯耐罪，才判完城旦舂。因此，如张金光先生所论，系城旦六岁只是一个偶然数字，并非所有系城旦舂均为六岁，更不能由此得出城旦舂为六岁有期刑的结论。
    从简31看，系城旦舂并非一种纯粹的附加刑，它也独立适用于初次犯罪的吏民身上。吏民逃亡不到一年，犯罪行为比较轻微，抓捕后只须令其服城旦舂劳役，补足逃亡天数就可以了。在这种情况下，系城旦舂不需附加日期，根据其逃亡天数而定。如果逃亡超过一年，就不会判系城旦舂，而是处以耐刑。因此，系城旦舂适用于吏民，并不能改变其附加刑性质。需要注意的是，作为附加刑，系城旦舂主要针对犯有耐罪的隶臣妾这样的累犯。简25对犯耐罪的人做了一个通则性规定，庶人犯耐罪固然不判系城旦舂，司寇也不附加系城旦舂，而是直接判耐隶臣。完城旦舂犯耐罪亦不附加系城旦舂，这是因为城旦舂属最高劳役刑，再犯耐罪，自然无法附加系城旦舂刑，所以只能附加黥刑。又据《二年律令·具律》：“鬼薪白粲有耐罪到完城旦舂罪，黥以为城旦舂；其有赎罪以下，笞百。”则鬼薪白粲无论犯何罪，都不会附加系城旦舂刑。当然，据简30，耐鬼薪白粲附加了系城旦舂刑，但这是一个特例。按正常情况，犯罪人应刑为鬼薪，但由于犯罪主体葆子是政府优待的对象，所以改判为耐鬼薪，又令其服六年的城旦舂劳役。
    除葆子这种特例外，上述诸简反映，系城旦舂作为附加刑，无一例外地附加于耐隶臣妾身上，而不会附加在耐司寇和耐鬼薪白粲身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耐隶臣妾和鬼薪白粲、城旦舂有本质区别，如果耐隶臣妾犯耐罪或耐以下的罪行，就判为城旦舂，判罚过于严厉；不加判罚，又不足以惩戒。为了使判罚轻重适度，所以才对耐隶臣妾附加系城旦舂这样的刑罚，而且是分层次附加，即耐隶臣妾犯耐罪以下，系城旦舂三岁；在此期间逃亡，系城旦舂六岁；再逃亡或犯耐罪，才完为城旦。这说明，对耐隶臣妾所犯之罪，判罚十分谨慎，层层推进，最后才判为城旦舂。但耐司寇和耐鬼薪白粲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耐司寇和耐隶臣妾，以及耐鬼薪白粲和完城旦舂的不同只是程度的不同，并非本质的不同，所以，将犯有耐罪的司寇和鬼薪白粲分别判为耐隶臣妾和黥城旦舂，只是程度上的升级，并没有造成轻重失度。
    附加刑和加刑有一定程度的区别，后者既针对累犯，也针对国家执法人员的渎职罪和一般重大犯罪；前者则主要针对累犯。后者系两种刑罚的综合，属一次性判罚；前者专指在本刑基础上另外附加的补充刑罚，系第二次判甚至是第三次判罚。后者罪行较重；前者罪行较轻。二者均非正式的刑名，而是作为过渡刑存在于秦汉的法律令，系城旦舂是隶臣妾向完城旦舂的过渡刑名，斩城旦舂等则是黥城旦舂向死刑过渡的刑名，从这个角度说，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三 徒刑与肉刑
    汉文帝改制前，秦汉刑罚体系中既有徒刑，又有肉刑。肉刑早在周代就已出现，而且使用十分普遍。《汉书》卷23《刑法志》记载，周有五刑，墨、劓、刖、宫、杀罪各五百，“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积”。据此，囚犯所服劳役类别由肉刑类别决定，因此，在这个时期，肉刑为主刑，徒刑为辅助刑。果如此，作为主刑的肉刑是可以独立使用的。秦及汉初，仍有单独使用肉刑的记载，秦代“人奴妾治（笞）子，子以死，黥颜頯，畀主”；汉初“奴婢殴庶人以上，黥頯，畀主”，“奴婢自讼不审，斩奴左止（趾），黥婢（颜）頯，畀其主”。（注：分见《秦简·法律答问》，《二年律令·贼律》、《二年律令·告律》。）在这三条律文中，施加肉刑的对象均为奴婢，身份比较特殊。奴婢所有权属于私人，政府不能令其为官府服劳役，只能独立使用肉刑进行惩罚。因此，这样的律文并不能说明秦及汉初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独立使用肉刑。事实上，在汉初除腐刑即宫刑外，肉刑可能已不独立使用。据上引简15，腐刑是汉初正式刑名的一种，与鬼薪白粲属同一等级，但其下未见有刖、劓、黥刑等肉刑。鬼薪白粲之上有缺文，不过，所缺文字不会包括刖、劓、黥刑，因为这三种肉刑均较腐刑为轻。秦代情况大体相似。在《秦简》中，除奴婢被单独使用肉刑外，未见一般囚犯使用肉刑的记载。这种情况应该不是偶然的，大概和汉初一样，肉刑在秦代已经不能独立使用。
    秦及汉初肉刑不能独立使用，标志着以肉刑为主刑、徒刑为辅助刑的刑罚体系在向相反方向转变，即徒刑上升为主刑，而肉刑则下降为辅助刑。（注：吴荣曾先生认为，罚作之刑日益重要，而肉刑则逐渐走向于衰亡，是春秋和战国这两个阶段刑罚制度变化的一个明显特点。（氏著：《胥靡试探--论战国时的刑徒制》，《先秦两汉史研究》，第152页）由于资料缺乏，关于春秋、战国的刑罚制度，笔者不敢妄言。但按肉刑和徒刑的发展规律推测，恐怕在秦以前，有一个肉刑与徒刑（即吴先生所说的罚作）势均力敌的时期，这大概正处于春秋时期。因此，很难说肉刑在春秋时期已逐渐走向衰亡。）简15在排定刑罚轻重时，就是以徒刑为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初肉刑地位的降低。虽然肉刑可以和徒刑配合使用，但从对罪犯的惩罚来看，秦汉均以徒刑为主，即在徒刑上层层升级，尽量避免使用肉刑。
    尽管秦及汉初的刑罚体系均以徒刑为主，肉刑为辅，但两个朝代在肉刑的使用上仍有很大不同。周代以肉刑为主，虽然略嫌残酷野蛮，却也整齐清楚。秦代转为以徒刑为主，当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对肉刑与徒刑如何配合使用却缺少成熟的考虑，所以秦代用刑比较混乱，致使整个秦律显得杂乱无章，轻重失度。与汉初律令相比，秦律较多体现了旧时代重肉刑的特点，这也是处于过渡时期的法律必然具有的现象。
    据《秦简》，在秦代，除司寇与候外，其他如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等徒刑均可与肉刑配合使用。城旦舂与肉刑的结合其例甚多，不必多论。至于隶臣妾、鬼薪白粲与肉刑的结合，在简29、简30中有“刑隶臣”、“刑鬼薪”等刑名为证。这两个概念并非针对葆子这一特殊主体，而是普遍性的法律规定。《秦简·法律答问》记载了对隶臣之妻隐瞒其子出身，如何处罚的问题：
    32.女子为隶臣妻，有子焉，今隶臣死，女子北其子，以为非隶臣子殹（也），问女子论可（何）殹（也）？或黥颜頯为隶妾，或曰完，完之当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