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问题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在革命中，各个阶级为保有或取得土地的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就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来说，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迥然不同。马克思说：“……英国革命在本质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①。研究这个问题，有助于理解和阐明英国革命的特点。
    一
    革命前夕，英国是一个封建统治的、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全英有450万人，农村人口占3／4②。农村的阶级状况是复杂的。参加革命的各个不同阶级，都根据自身的利益，对土地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法：新贵族力图把原属于封建名义下的地产，变为纯粹的完全的私产。自由领有农希望限制贵族地主对公地的蛮横窃夺，以确保自身的利益。公簿持有农则要求挣脱贵族地主的统治权力，解除封建义务，取得对土地的完全支配权。贫苦的茅舍农不仅要求消灭封建贵族的土地垄断权，夺回被贵族掠夺的土地，而且“把土地平均分给一切人”③。这种状况，决定了在革命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新贵族资产阶级土地纲领，即垄断土地所有制的纲领与农民平民的民主土地纲领④的对立。
    在革命的开始阶段，即“长期国会”的召开至内战爆发前，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贵族的手中。国会上院的149个议员都是大贵族和僧侣，而下院的500多名议员中，除70多名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外，其余的则是有爵位的贵族、骑士和乡绅⑤。因此，“长期国会”完全没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意向。农民向国会控诉圈地的侵害，希望国会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更多的地主则向国会控诉农民反圈地的“暴行”。地主的请愿书⑥肆无忌惮地诬告农民破坏栅栏，抢走地里的收获。“长期国会”显然是袒护地主的。
    1641年11月，“长期国会”以微弱的多数票（159票对148票）通过《大抗议书》⑦。这是纲领性的革命文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控诉了“国王的土地所有权”和“监护制”，而对农民土地被掠夺的状况，以及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噤若寒蝉。很明显，这是一个维护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而牺牲农民利益的政治和经济的纲领。
    在两次内战期间，农民运动席卷了东部各郡。他们到处摧毁栅栏，要夺回被圈占的土地。但是他们受到当地政府的镇压。原来他们都期望国会下院能支持他们的行动，维护他们的利益。各地的自耕农对国会战胜国王抱着最大的希望，以为由此可以获得土地，所以他们踊跃参加国会军，构国会军的基础，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国会依靠自耕农的冲锋陷阵，流血牺牲，取得了内战的胜利。正如恩格斯所说，英国革命“是农民提供了战斗部队”，依靠自耕农而“完成”⑧。
    但是，“长期国会”却背弃了农民的利益，制订反农民的政策。一方面，它通过法令责成各郡对于侵犯圈地者利益的农民予以“全力镇压”。另一方面，它于1643年3月27日通过没收大主教、主教以及保皇党人土地的法令，规定这些被没收土地上的农民必须向各郡政府交纳地租。这就等于农民和这些土地一起被没收。农民换了一个新领主，租税负担比过去更沉重了。地租由原来的两万镑增至1649年的20万镑⑨。同年9月21日，国会颁布没收国王领地的法令， 规定这些领地上的农民向国会交纳地租。
    1646年，“长期国会”为了筹齐向苏格兰人赎回查理一世的40万镑金钱，决定向保皇分子索取，允许他们用缴纳赎金的办法赎回被没收的土地。这些保皇分子用出售部分土地的办法来凑足赎金，而卖出的土地大批落入伦敦大资产阶级的手中。
    1646年2月24日，“长期国会”发布取消骑士领地制的法令。 这是一项封建土地所有关系的重大变革，是维护大地主所有者利益而继续奴役农民的资产阶级性措施。在这以前，英国只有国王有权授予地产。地产的获得者必须向国王履行骑士义务，缴纳骑士捐。而现在取消了骑士领地制，也就废除了这些义务。2月24 日法案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依靠农民群众的革命力量，把以前仅有封建名义的地产，确定为与国王没有任何封建联系的私有权。这是资产阶级新贵族的胜利⑩。但是，这一措施与1789年法国制宪会议的“八月法令”很相似，没有取消公簿持有农对大地产主的封建依赖关系。公簿持有农仍然要履行以往规定的贡赋和义务。这样，公簿持有农的土地“完全置于地主的掌握中，因此为其后150 年大规模的圈地和没收土地开辟了道路”（11）。
    1646年11月17日，国会发布拍卖大主教和主教土地的法令。它虽然规定原来耕作这些土地的农民有优先购买权，但这只徒具形式，实际上因土地售价太高（是该地年收入的十倍），买者又必须一次交足地价的半数，余款再分六个月偿清，农民唯有望洋兴叹。结果，这些被拍卖的土地多半落入伦敦大资产阶级的手中。
    可见“长期国会”的土地立法所造成的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对于公簿持有农来说是口惠而实不至的。而且这些立法是捍卫大地主利益而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农民迫切废除封建义务、地主的司法权、什一税和禁止圈地的要求一概没有实现，对农民从1640年起就提出上述要求的请愿书，“长期国会”置之不理；对农民的革命行动，“长期国会”则采取严厉的惩治手段。由于“长期国会”劣迹昭著，原先对它怀着满腔希望的农民，转而对它义愤填膺。后来，克伦威尔出于自私的目的，在1653年解散了“长期国会”，在客观上就反映了农民的情绪。所以，马克思说：“英国人民通过克伦威尔驱散了长期国会”（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