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年通过了确认1646年和1656年关于取消骑士领地制和封建义务的法案，这样，在王朝复辟的情况下，也就解除了封建领主、新贵族对国王的依附关系。法案规定，每年付给国王120万镑作为对王室领土损失的赔偿。但这笔钱不是掏自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腰包，而是全部由农民和平民所交纳的各项税款来赔偿。仅炉灶税一项，人民平均每年要缴纳20万镑。法案还保持公簿持有制，农民必须缴纳地租和尽各项义务。
    可见，复辟王朝的土地政策，是认可革命以来的新地产关系和掠夺农民的政策。即实现土地所有者“对地产的现代私有权”（24）。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复辟是以特有的妥协方式，继续完成土地所有权转移的革命任务。这也是王朝复辟可以暂时立足的基石。到了詹姆士二世力图恢复天主教的政策，而将使“英国全部土地的7／10都得易手”（25）时，它的基石就从脚下被抽掉而垮台了。
    复辟总是短命的。代之而起的是1688年政变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度。这是英国历史的新出发点。“新的出发点是新兴的中等阶级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间的妥协”（26）。这种妥协完全符合英国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早已存在整整一个世纪的特殊关系，并且对于往后英国整整一个世纪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资本主义新方式的土地关系最终确立了。
    根据英国经济统计学家格雷戈里·金（1648-1712年）在1688年的统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550万人口中，农村人口占410万。在这410万人口中，贵族约占186户，共1000人；中小贵族占16,400户，约82,000人；各类自耕农18万户，约90万人，占总人口的1／6；农场主15万户，约75万人。当时全国的耕地面积约900万英亩，草场、牧场1200万英亩，自耕农占其中的1／2-1／3（27）。但在17世纪末，由于粮食价格猛涨，小麦从1683-1692年平均每夸脱34先令点5便士，涨至1692-1699年的52先令（28），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有大利可图，就依靠自己的政权，于18世纪开始更大规模地圈占土地，发展资本主义大农场。
    为了便于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圈地，国会简化了圈地手续。最初要求圈地者必须向国会申请，后来是“用协商的方法来进行，但是通常是用议会通过法令来进行的”（29）。1700-1760年，国会颁布208件圈地法令，圈占的土地达312,363英亩；1761-1801年，国会颁布圈地法令2000件，圈地3,180,871英亩（30）。18 世纪的“圈地法”加速了农村的两极分化：1740-1788年，有占地100英亩的4万多个农场被吞灭，而300英亩以上的农场则有显著增加（31）。1793年，在英格兰25郡的55 个教区中，土地贵族和教会的土地占71.5％，而农民的土地只占22.5％（32）。自耕农被剥夺加深和被驱逐加剧，加速了他们的消失过程。马克思评论道：“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虽然大租地农场主同时也使用自己独立的私人小办法。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换句话说，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作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夺人民的法令。”（33）
    综上所述，在英国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中，各阶级集团都想按照自身的利益去对待土地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能够按照资产阶级民主的方式，去完成废除农民封建义务和实现自由农民土地占有制的任务。这一点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英国革命是不彻底的。但是，我们不应因此忽视英国革命在解决土地问题方面的显著成效。这种成效具有其特点。
    第一，英国革命不是按照农民的意志和小私有者的愿望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它以一系列土地立法的手段来消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这样一来，当中古时代的农村在法国消逝时，农民变成所有主，而在英国消逝时，农民却成为雇工。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法国，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是在一个使农民的势力大于领主的革命中被废除的，而英国则是在领主至上时期被废除的。”（34）这种保障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利益的土地政策，不免带有片面性。但是其革命性也是不容置疑的。马克思说：“1640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的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35）这些被破坏了的旧关系，当然包括旧的土地关系在内。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第二，就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来说，英国革命虽然不及法国革命彻底，但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这样毫无怜惜地处理各种传统的农业关系”这点来看，“英国要算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36）。它越过自由农民土地占有制而直接实现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大土地占有制，这无疑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加速了英国资本主义新方式对农村的渗透，为18世纪至19世纪初英国土地革命的完成奠定了基础，并促进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当然，这是以暴力手段不顾以往的成规而牺牲自耕农为前提的。自耕农象一枝点燃的腊烛，照亮英国历史前进的道路而最后毁灭了自身，作出了历史上罕见的巨大的贡献。
    第三，英国革命中的土地经营方式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法国革命建立的“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37），虽然在革命中创造了奇迹，但往后毕竟成为法国经济发展滞缓的根源之一；而英国大土地占有方式的资本主义农场的发展，便于扩大耕地面积（1688-1795年，耕地面积增加了400万英亩（38）），采用新的耕作方法，实现农业技术的变革，从而增加土地的生产力，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17世纪末，每英亩小麦产量为16蒲式耳，比1612年每英亩的产量8蒲式耳（39）提高了一倍。 这使英国农业所生产的粮食，不仅可以供给新兴城市和工业人口的需要，而且还可以扩大出口：1746-1765年英国小麦输出9,515,000夸脱，比1697-1705年的输出额1,160,000夸脱（40）增长8倍多。英国土地经营的方式为工业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原料，客观上较好地发挥农业基础的作用。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农业革命对工业革命的反作用”时说：“国内农业提供的工业原料也同生活资料的情况一样。它变成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41）
    英国革命中土地问题的处理之所以有上述的特点，其关键就在于革命前和革命中，“资产阶级与大部分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联盟”（42）。这也是英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