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根据1918年春计划的基本思想，我们可以判断：这实质上是一种“直接过渡”的设想。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对“直接过渡”概念的涵义及其与“逐步过渡”概念的实质性区别作出恰当的解释。
    所谓“直接过渡”，是指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首先发生，由于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全面社会化大生产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能够较迅速地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原则，建立起单一全民所有制的、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可见，“直接过渡”的着眼点是放在社会化大生产上的，它实质上是解决由资本主义大生产向社会主义大生产过渡的问题。由于在发达国家里，大生产（主要是大工业）占有绝对优势，其改造的完成几乎等于整个国民经济改造的完成。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当资本主义私有制被消灭以后，小生产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我们掌握了政权，只要在群众中有足够的拥护者，大工业以及大庄园这种形式的大农业是可以很快地实现公有化的。其余的也将或快或慢地随之实现。而有了大工业，我们就能左右一切。”（13）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特征的预言也是依据“直接过渡”原理而得出的结论。（14）
    但是，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却是曲折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个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发生。俄国的落后主要表现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低，工人阶级只占总人口的10～14％，小农经济象汪洋大海。在这样的条件下，运用“直接过渡”方式显然只能解决经济基础中一部分先进成分（即社会化的大工业）的改造问题，而这部分先进的经济成分又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带动其它落后的经济成分一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相反，它本身却要受到小农经济的严重牵制而不得不放慢前进的步伐。这样，就势必要出现两种经济（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小生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存和互相制约的局面，也势必为了维持两者的经济联系而保留原有的交换形式，即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这样，在“直接过渡”无法解决问题的地方就应当有另一种特殊的过渡形式。即适应小农经济水平的过渡形式。这种把着眼点放在大工业与小农经济的关系上，在实质上是解决由小生产向社会主义大生产过渡问题的过渡形式，就是所谓“逐步过渡”。“逐步过渡”与“直接过渡”的区别主要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过渡速度的快慢，而在于解决过渡问题的侧重点是放在大工业上，还是放在小农经济上，以及在过渡的途径中是否有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以适应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需要。总之，是否把工农关系问题看作过渡的中心问题，是否承认商业是联系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小农经济的经济纽带，这是从实质上区别两种过渡形式的关键所在。
    “逐步过渡”是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而创造的一条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它弥补了一般形式的“直接过渡”原理在特殊条件下运用的不足，为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开创了新的现实途径，成为迄今为止现实社会主义所走过的主要道路，意义十分深远。然而，在1918年春，列宁还没有从理论上对“逐步过渡”作出阐述。如前所述，1918年春计划是把过渡的基点放在大工业上，没有突出工农关系问题，并且否定市场继续存在的必要性，这里体现的显然是“直接过渡”的原则。
    1918年春计划以一种“直接过渡”的设想出现是完全合乎逻辑的。首先，当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开始社会主义的实践时，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就是“直接过渡”论。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的重要理论著作《国家与革命》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直接过渡”原理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并按照这一原理对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向作了总的原则性论述。由于《国家与革命》代表了当时列宁在过渡问题上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因此当实践把过渡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时，列宁自然会使用这一现成的理论武器。在一定意义上，十月革命和最初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国家与革命》在实践中的运用。其次，在开始解决俄国大工业的过渡问题时，“直接过渡”有其适用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俄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相对落后，但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化的大国，其大工业本身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很大，从绝对量上说，1913年俄国工业生产水平已占世界第五位，在银行资本的集中和大工业垄断的程度方面甚至超过了某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十月革命又首先是从作为大工业中心的大城市开始的。因此，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首先解决大工业的过渡问题也是势所必然。再次，1918年春的俄国农村尚处于土改过程中，工农联盟的经济实质尚未充分暴露。土改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当时占人口多数的小农为了建立自己的经济需要得到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持，同时他们也支持工人对资本家的剥夺。这样，1918年春的工农联盟主要还是建立在政治基础上，这种政治联盟关系使列宁对农民在经济上的要求考虑不多，并认为能比较容易地实行工农间的直接产品交换。此外，列宁当时对世界革命的乐观估计也增强了他对大工业力量的信心，他认为先进国家革命的成功可以帮助俄国摆脱经济落后带来的困难，使俄国与其它国家一起走上社会主义的大道。总之，列宁在实践的开端上以既有的理论原则为指导拟订经济建设的计划，由此迈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第一步，确实是很自然的。
    然而，列宁毕竟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他在依据“直接过渡”原理拟定经济建设计划时，并没有离开俄国的具体情况，他知道俄国的落后，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严重性也了解得很清楚。因此，即使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立即抓住小农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环节，但他在这方面的态度却始终是审慎的、求实的，这就使1918年春计划具有一种试探性的、逐步进行的特点。如，他提出了大工业过渡的速度不能过快，国有化要与学习掌握管理知识结合起来，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等重要思想。这表明列宁在主观上是想努力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但不能据此而断定1918年春列宁已经提出了“逐步过渡”的设想。如果说在1918年春计划中有某种“逐步过渡”的色彩，那么这只是要求逐步进行“直接过渡”。在判断1918年春计划的实质时，我们不能离开它的基本思想。
    1918年春计划作为十月革命后列宁首次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设想，其意义主要在于为以后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提供了出发点和试验方案。由于这一计划刚提出就遇上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环境，所以它失去了在正常条件下受实践检验的机会，它的实践效果不是直接体现出来的，而是曲折地反映在其后的“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上。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察1918年春计划与“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