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战时共产主义”与1918年春计划在理论上有相通之处，它们同属于“直接过渡”的范畴。但是，“战共”作为特定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特定的政策，它不是1918年春计划的自然延伸，也就是说，它不是1918年春计划所预定的“直接过渡”的实践，而首先是迫于战争环境的需要而提出的应急措施。列宁在总结“战共”的经验教训时多次提到：“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15）如：作为“战共”政策主要内容的余粮收集制，在1918年春计划中根本就没有提到，直到1918年底，苏维埃政府还曾颁布实物税法令，打算用正常的方式与农民进行产品交换，只是到了1919年1月， 由于战争造成的严重饥荒才迫使苏维埃政府采取余粮收集制这样的极端措施以拯救挨饿的工人和士兵。类似的一系列“战共”政策大多是在战争中出于眼前需要而陆续制订实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共”并不等于“直接过渡”，后者要比前者广义得多。“直接过渡”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列宁始终没有否定它的实践意义，相反，列宁在放弃“战共”政策后仍一再指出：“既然就世界范围来说存在着大工业，那末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无疑是可能的。这件事没有人能够否认……”。（16）但列宁决不认为“战共”可以作为“直接过渡”的样板而推广到发达国家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正常地体现“直接过渡”理论原则的1918年春计划与作为特定条件下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直接过渡”实践的“战共”是有区别的。国内外有些论者把1918年春计划简单地划入“战共”范畴，（17）这是无视两者的区别而任意扩大了“战时共产主义”概念的外延。
    当然，由于1918年春计划与“战共”在理论上的相通，所以在“战共”实行过程中（特别是后期），1918年春计划中提出的“直接过渡”方式曾被认为可以在“战共”实践中得到证明而被加速推行。1920年初，当苏维埃政权第二次获得喘息时机时，列宁对“战共”的作用作了高度估计，认为这些被迫采取的措施证明，可以更迅速地向社会主义（当时列宁更多的是用“共产主义”一词）直接过渡。于是强调把军事上的经验运用到经济上去，把“战共”看作实现1918年春计划的捷径。1920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九大对此作了正式的决议，此后， “战共”政策成为一种自觉的过渡措施而进一步得到补充和加强。如：1920年11月颁布了所有中小企业国有化的法令，并取消了一切贸易活动，经济的实物化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国家对居民提供完全的免费供应和服务，等等。这些都是1918的春计划的进一步发展，但其步伐比原来设想的更为迅速。如果说1918年春计划比较重视运用经济杠杆，强调用加强经济管理来实现“直接过渡”，那么“战共”则突出了行政手段的力量，以为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就可以实现“直接过渡”。关于两者间的这种关系，列宁在事后作过比较全面的分析，一方面，他认为两者有一致之处，“不论在1918年4月或在1920年4月，我们所想象的从战争到和平建设的过渡，都是在同一个政治轨道上的简单的过渡。”（18）另一方面，他也指出1918年春计划要比“战共”“小心谨慎得多”，“原打算实行一系列渐进的改变，比较慎重地过渡到新制度”。（19）最后，列宁概括说，1918年春计划和“战共”都是过渡问题上的“革命办法”，（20）但两者的程度不同，“战共”是一种急进的“最革命的方法”。（21）
    至于新经济政策与1918年春计划之间的关系，则难以简单地概括，因为这里牵涉到列宁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论述不完全一致，甚至有“矛盾”之处。如，列宁在提出新经济政策之初曾多次谈到新经济政策与1918年春计划之间的继承性联系，但从1921年底以后，列宁更多地谈的是两者间的区别。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把列宁的有关论述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联系新经济政策的确立过程来理解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深化过程。
    在由“战共”向新经济政策转变时，1918年春计划提供了实行这一转变的历史依据和向后退却的第一个落脚点，这是列宁强调两者之间继承性联系的主要原因。在一定意义上，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战共”的实行有相似之处，它最初也是形势所迫下的应急措施。“战共”的冒进造成的后果使列宁看到了实行退却的必要，向哪儿退呢？现成的落脚点正是1918年春计划中设想的正常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出发点。正如列宁所说：“阵地是事先准备好了的”，因此“退却是有保障的。”（ 22）可以认为，初期的新经济政策是客观上立足于1921年春的危机形势，主观上吸取了1918年春计划中的谨慎态度和部分措施而形成的一种“新”政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即指“战共”而言--引注）。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有着更多的旧东西（即1918年春计划中的东西--引注）”。（23）列宁还指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一代替的根本意义就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正常的社会主义基础”，何谓“正常”呢？列宁认为：“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24）而这一点正是在1918年春计划中就提出过的。同时，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战胜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问题也再次被提出。这些方面都是通过重申1918年春的若干观点来为新政策的提出寻找理论棍据。
    当然，由于1921年春的形势与1918年春并不一样，经过“战共”的动荡，各种矛盾有了很大的变化发展，所以新经济政策即使在其提出之初，也要比1918年春计划前进了一步。这主要表现在，1921年春以农民的不满为标志的危机形势已经使列宁看到了小农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课题是要解决“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态度”问题，而且他也已认识到“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因此，从工业着手恢复国民经济是行不通的，“只有同农民协议，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25）这样，列宁在强调新经济政策与1918年春计划的联系时，也不可避免地谈到了两者的区别，如他所说：“过渡是复杂的：另一种与农民的关系，另一种速度，另一种情况”。（26）虽然列宁这时还没有从理论上完全搞清楚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因此他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指出新经济政策与1918年春计划的区别，但从这些闪烁着新思想光辉的论述中，已经孕育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列宁把解决过渡问题的重点从大工业移向小农经济，这说明“直接过渡”论的范围已被超越；但他仍然坚持在工农之间实行直接的产品交换，这说明还没有找到工农联盟在经济上的结合点，从而也说明“逐步过渡”论的完整体系尚未建立。1921年春天，列宁的思想正是处于这样一种新旧交替的临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