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21年秋冬，新经济政策经过半年多的实践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过渡问题上的本质性矛盾也得到了充分暴露。此时，列宁在理论上终于产生了重大的飞跃。在1921年10月底举行的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阶段作了深刻的总结，他指出：“自1921年春天以来，我们制定了一连串的法令和决议，写了大批的文章，进行了一切宣传工作和立法工作，这一切都是适应商品交换（这里所说的商品交换与产品交换涵义相同--引注）的发展的。……它预定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地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结果，……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了，就是说它已经变成了商品买卖。……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作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他接着说：“不管我们觉得商业距离共产主义多么远，但正是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着一项特殊任务。只有解决了这一任务，我们才能满足经济方面极其迫切的需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通过一条比较长远的、但是比较可靠的、也是我们目前唯一能走的道路来恢复大工业。这就是我们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应该看清的主要之点”。（27）这样，列宁终于抓住了过渡问题上的要害，认识到以前的错误不仅仅是实行“战共”式的过渡措施，最根本的乃是以一种不现实的态度对待小农经济，企图否定市场，取消商品货币关系，急于把小生产纳入大生产的轨道，从而损害了工农联盟，也使大工业本身的发展遇到了严重障碍。在转向新经济政策后没有能立即纠正这个错误，因而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企图“不声不响地要求……不通过贸易来实行某种直接过渡”。（28）从上述错误和挫折中，列宁看清了新经济政策应当具有的实质，他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要找到我们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的那种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点。”（29）“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以外，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我们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和实质全在于此”。（30）至此，“直接过渡”的尝试在持续了三年多以后终于被放弃了，从俄国实际出发的“逐步过渡”方式终于得到了理论上的阐明，并被承认为唯一正确的过渡途径。新经济政策也就此获得了自己的灵魂。
    马克思说得好：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事物运动的较高级形式被认识以后，对它之前的较低级形式的认识也就更为深刻和全面。当列宁真正抓住了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要害，准确表述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后，他对1918年春计划的实质也就看得比较清楚了。从这时起，他一般不再强调两者的继承性联系，而是更多地指出两者的质的区别。他说：“我国革命在解决经济建设领域里的社会主义任务时……十分明显地分为两个时期。一方面，大致是从1918年初到1921年春的时期，另方面，是1921年春到现在这个时期”。（31）这就从过渡的指导思想上明确区分了1918年春计划与新经济政策。同时，列宁还明确指出1918年春计划具有“直接过渡”的性质，他说：“在估计可能的发展时，我们多半（甚至我不记得有何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推断出发的，……特意重新阅读例如1918年三四月间所写的关于我国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任务的文章，我确信当时我们真有过这样的推断。……当时我们把经济建设工作提到首位，只是从一方面来看的。当时认为可以不经过使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准备时期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还说：“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有何种关系的问题”。（32）这些论述表明，列宁在1921年底已经对此以前走过的道路作出了历史性的结论，而这一结论一直被列宁保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总之，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许多提法虽然前后不尽相同，但只要把列宁的思想脉络理清楚，有些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论述事实上并不矛盾，它们恰恰反映了列宁思想上的深化。所以，我们在评价1918年春计划时，立论的依据应当是这一计划本身的内容和列宁在新经济政策确立之后的全面的回顾总结。国内外不少论者在这个问题上往往抓住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提出之初的一些论述就轻率地把1918年春计划归入“逐步过渡”论的范畴，断定1918年春计划与新经济政策在原则上是一回事，甚至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在1918年春不仅“宣布过”，而且已经“实行过”。（33）这种观点既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也违反了列宁自己所作的总结。（34）
    从1918年春计划，经过“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列宁在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途径的过程中勇于实践，不迷信教条，随时修正错误，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列宁在过渡问题上的思想发展过程，将有助于我们科学地继承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思想遗产，真正获得对于现实的启示。
    注释：
    ①；（15）（18）；（24）（25）（26）；《列宁全集》V.33p.2（以下凡出自《列宁全集》的引文均只注明卷次和页数）333;314;310、202、332、314。
    ②一般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是1918年春计划中的纲领性文献，但这篇文章并不能概括当时列宁所表达的全部重要观点。
    ③，⑤⑥，⑦⑧⑨，⑩（11）（12）：V.27p.220-225、235、310-312、224、269、313、276、139、126、143。
    ④别尔欣：《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国家以前各个阶段的经济政策的对比》（《马列主义研究资料》82年第1期）。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V.37p.444。
    （14）鉴于现实的革命运动提供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对农民问题给予了相当的注意，但他们仍然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来考察农民问题的，因此在总体上他们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仍然包括在“直接过渡”理论的范围内。
    （16），（19）（20），（22）（23），（27），（29）（30），（31）（32）：V.33p.132,41、70、87、45、41、73-78、235、130-131、64-66。
    （17）参阅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V.1p.319；《复旦学报》81年第一期所载《列宁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一文。
    （21）（28）《列宁文稿》V.4p.303、284。
    （33）《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V.1p.319。
    （34）苏联史学界曾长期持这一观点，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曾有过这样的提法（参阅《斯大林全集》V.11p.129），近年来苏联史学界已开始纠正这种片面观点（参阅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中译本p.175-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