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使任何一项重大的发明创造都需要有较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时期哈格里夫斯、瓦特式的发明家已难以适应这一要求。德国高等教育改革，造就了大批受过系统教育的高级专门人材，领先适应了这种新形势。显然，这是德国科学技术领先世界的关键所在。
    （三）从十九世纪初施太因、哈登堡改革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德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在于，民族复兴运动贯穿资产阶级革命进程的始终，与资产阶级革命互相促进。在六十多年时间里，德国既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又实现了民族的统一与复兴。这两个方面，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推动了教育、科技和产业的变革，最终推动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经济高速发展。
    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对德国政治生活带来重大影响。1807年梯尔西特和约使普鲁士进入屈辱时期，国家被肢解，经济生活被破坏。但是，殷忧启圣，多难兴邦。“梯尔西特和约对于德国曾是莫大的耻辱，而同时它又是德国走向民族复兴的转变”，（29）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德意志民族意识的集中表现被极大地激发起来。 1813 -1815年反拿破仑战争中，这种民族精神达到高潮。
    从十六世纪以来，德国有整整三个世纪从那些能独立干预历史的国家行列中消失了。在欧洲人眼中，德意志民族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民族。当时有一位英国政治家曾粗野地对一位普鲁士公使说：“你们是一种去势的民族。”（30）当德意志民族意识已经形成，这种长期受屈辱遭轻视的状况，只能激发更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费希特就是这种精神的代表者。1807年12月-1808年3月，费希特在法国占领军严密监视下举行了十四次公开演讲，进行公开的民族主义鼓动。他歌颂德意志民族，称其为“近代欧洲大部分民族的母体民族，一切民族的形成者。”他要求国家大力兴办教育，把德意志民族精神“导入人民的心中”，以使民族奋起，复国兴邦。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所求者，乃国民之奋发有为，个人之安危毫不足虑。若使我因演讲而被法军处死，则我之家族，我之儿子可得一殉国之义，此真无上之光荣。”（31）
    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推动人们为复兴德意志而努力。当时，德国自然科学家几乎都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殷切地希望各个分裂的小邦能统一为强大的德国。
    十九世纪德意志民族复兴运动也影响到德意志各邦统治阶层。由于民族复兴的目标与统治者扩大权势的欲望相吻合，因此，普鲁士以及其他许多邦政府对教育、科学和经济无不积极干预，锐意进取。
    1809年开始，财政拮据的普鲁士政府每年拨款十五万塔勒作为兴办柏林大学的经费。1838年，普鲁士政府用于教育的支出达三百万塔勒，比差不多同期英国政府支出的教育费用多二十倍。1880年，德国教育费用达六千九百万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1.6％。
    1822-1844年，普鲁士政府三次举办工业展览会， 传播新技术， 推动竞争。1859年，杰出的科学家亚历山大·洪堡逝世，普鲁士政府为其举行国葬，以表彰其对科学事业的巨大贡献。
    1834年1月，在普鲁士及许多邦政府努力下， 成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关税同盟促进了德国国内市场的统一与扩大，以经济纽带把尚处于分裂状态的德意志大部分地区连结为一个整体。
    普鲁士政府通过1838年铁路法案和1843年设立铁路基金等项重要措施，积极干预铁路建设，使德国铁路建设不仅速度快，而且成本低。德国1850年前通车的线路每英里成本不到一万一千英镑，而英国需要三、四万英镑。
    显然，德意志民族复兴运动广泛开展焕发了全民族的巨大生命力。德意志各邦统治者从上面运用的国家权力与各阶层群众从下面为复兴德意志所进行的努力结合起来，二者形成了强大的合力，推动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变革的深入进行。
    在德意志民族运动推动下，普鲁士在六十年代进行了三次战争统一了德国，“从上面”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恰恰在产业革命高涨和科技革命高潮中完成，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与复兴恰恰在德国作为一个大工业国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实现，因此，这些政治因素立即成为经济、科学、文化以至整个历史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统一的国土代替了过去分裂的局面。寄生于德意志躯体之上达几百年之久的小邦分立的毒瘤终于被割除了。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能够最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32）德意志帝国统一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条件是不可忽视的。
    普法战争胜利后，五十亿法郎战争赔款涌入德国，直接或间接地投资于经济生产各部门；亚尔萨斯和洛林的铁矿以及纺织工厂并入德国经济系统，大大增加了德国的经济实力。这也是促进德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