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时期，德国在社会政治、教育、科技以至经济各个领域深入地进行了改革以至革命。有了第一时期学习外国的基础，六、七十年代德国产业革命、科技发展、教育改革和政治变革都进入了高潮。六十年代“从上面”的革命和1871年帝国的建立，标志着民族运动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进入高潮；六、七十年代苯的环状结构式的提出以及有机合成工业的兴起和发电机的发明以及电气工业的兴起，标志着德国领先进行了科技革命；德意志帝国建立后统一教育法令、完善教育体系，标志着德国近代教育改革领先完成。这三个方面急剧变革，极大地促进了产业革命深入进行，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前期，德国产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产业革命基本完成。
    第三时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经济以更高速度发展，使德国成为发达的工业国；科学技术无论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德意志民族运动在德国统一之后逐步走向反面，原来就存在的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占了主流，与此同时德意志帝国的军国主义倾向日益严重。德国教育中存在的消极因素，如培养学生盲目服从、忠于王室等也迅速发展起来。这几个方面相互作用，虽然也一度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种族主义、军国主义恶性膨胀，把德国引向世界大战，导致经济的崩溃。
    政治、经济、科技和教育在十九世纪三次集中发展，是德国十九世纪历史进程的特点。其中，第二次集中发展时期对于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经济高速扩展具有决定意义。因为这一时间承前启后，在第一时期全面学习外国的基础上，各个方面的发展在这时都进入高潮，出现飞跃。恩格斯指出，中世纪末期当法国形成民族国家，历史进程出现“罕见的客观逻辑”时，农民战争失败后的德国却是“一天比一天不可救药的紊乱”。（40）此后，这种紊乱状态持续了三百年之久。然而，到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推动历史发展的多种力量在德国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使社会系统各要素形成了同步配套、协调发展的状态。用现代系统论的话说，德国社会系统从极度无序（即恩格斯所说的“不可救药的紊乱”）发展到高度有序（如同中世纪末期法国历史进程的“罕见的客观逻辑”）；这是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英国在十七世纪中期进行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随后领先进行了科学革命（以牛顿力学为标志），大约一个世纪后开始产业革命，又过了一个世纪，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进行近代教育改革。英国科研结构中应用科学落后，影响了科学向生产力的转变。而教育改革姗姗来迟，则使英国丧失了科技领先的地位。结果，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先是科学技术，尔后是工农业生产均为德国所超过。
    法国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既进行了政治革命，也开始了产业革命，其科学技术也一度领先世界。但是，由于十九世纪前半期政治局面动荡，直到五、六十年代产业革命才进入高潮。这时，作为经济发展决定性因素的科学技术却丧失了优势。科技领先地位丧失的一个基本原因在于教育没有及时地进行改革。结果，经济发展速度不久就被德国超了过去。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德国政治、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均发生革命性变化，出现飞跃。时间上的一致，表明各方面的变革在同一空间中集中进行。由于这几个方面的变革互为因果，因此，时间越集中，相互作用就越强，结果，爆发出极大的推动力。这股力量产生于经济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中其他子系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之中。它包括各个分力，然而大大超过各分力之和。这是系统整体的力。正是它，在十九世纪后期，把德国经济推上了发展的高峰。
    注释：
    ①参见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时代》，第394-395页；乌尔姆《1848-1948年德国经济与社会》，1975年德文版第87页；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1981年版第2册第107-11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③参见拙作《恩格斯历史发展动力理论中的系统性思想》，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10期。
    ④马克思借用别人的话中有这样一段：“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马克思认为这里描述的“正是辩证方法”。（见《资本论》第1卷第23页）。
    ⑤米切尔：《欧洲历史统计1750-1970》，伦敦1978年英文版节本第315、317页。
    ⑥⑦据米切尔《欧洲历史统计1750-1970》有关数字计算。
    ⑧汉德森：《德国简史》，1917年英文版第509页。
    ⑨据克拉潘：《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1945年英文版第278页数字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