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令人憎恨的沉重义务还是这个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名义上的《什一税》，时常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很难限制在十分之一的范围之内。起初，《什一税》只不过缴纳谷物（大《什一税》），后来，又扩大到缴纳蔬菜瓜果（小《什一税》）和家畜家禽（血《什一税》），凡此等等，任意巧立名目。⑨如果再添上地方诸侯征收的苛捐杂税、封建主侵吞公社土地，农民被剥夺使用森林放牧牲口，砍伐木材，到池塘捞捕鱼类，等等。那么，完全有理由说，封建领主，除了留给农民一点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之外，凡属能够从农民那里搜刮得走的，他已经搜刮得一干二净了。
    农民战争以后，无论西部、南部，甚至易北河以东，德国农民一概被卷入了《再版农奴制》的旋涡。德国封建主在几个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全盘农奴制终于实观了。⑩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易北河以东的自由农民，起初在事实上，后来又在法律上变成了农奴。农奴担负着毫无限制的、完全由领主随便决定的徭役和赋役，而他们的自由的公社则干脆变成了领主的财产，只有经过领主特许，他们才能继续使用。这已经成为一种最充分发展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由于德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这又是在封建经济解体时期才出现的。（11）
    农村中封建反动势力的猖獗和僧俗封建主强使大批农民重新陷入农奴制状态的措施阻扰着这个国家的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成长。这种现象构成为十五至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特点表现得如此尖锐，以致于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十分不平衡。各个地区之间，主要的商品交换一直停滞在十五世纪末叶的水平。（12）而十五世纪末叶的暂时的经济高涨，对于克服各个地区的孤立隔绝，导致整个国家在经济上的统一是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例如：萨克森和屠林根地区已经成为德国基本领土上的经济中心。但是，这个十五世纪以来迄未圆满完成的经济过程一直不曾引导到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也无法促使整个国家形成为一个经济上的整体。按商业、工业和农业发展的一般水平言，德国仍然落后于其它欧洲先进国家，德国经济发展在各个方面的参差不齐，各个地区联系的异常松懈，集中表现在它的软弱无力。即令在德国的城市经济中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对外贸易，仍然基本上限于南、北两部的活动范围。富裕南部城市和意大利城市有着活跃的商业往来，北部的汉萨同盟城市在伦敦、卑尔根、布鲁日、诺夫哥罗德都设立了自己的办事处，它提供的商品通行于整个德国北部，不过，它所经营的主要仍是过境的转运贸易。它的商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外来因素的制约，由于地理大发现这一件大事，直接造成世界商路从德国向另一个方面的转移，德国素来扮演的那种与北意大利并把东方和西欧市场联系起来的枢纽地位逐渐消失，十六世纪初叶后，开始转入衰落了。
    德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政治结构。当时在其它欧洲国家，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导致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例如法国和英国，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央集权，而且逐渐形成了民族国家，但这在德国则一直还未能列入议事日程。恩格斯分析为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德国，封建主义的发展迟于那些经过征服的国家；二是德国还不成其为一个民族的综合体；三是在德国，省与省之间是完全隔绝的。（13）从十五世纪末叶后，德国越来越分裂了，它的中央政权也越来越衰落了。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德国还“并不怎样感到需要民族统一”。（14）
    从十三世纪起，直到十六世纪初，其内部分裂过程一直加深的中世纪德意志帝国，已经成为一件表面上被认为是它的“直属部分”（Reichsunmittelbare）而事实上是各自为政和互相隔绝的领土的堆积物：“帝国成员”，即帝国境内的各处地方诸侯。这些侯分为：首先是选侯，以次是帝国伯爵、帝国主教和帝国城市。参加帝国的独立自主的领土单位，其数目乃至上千个之多。（15）这个雄踞中欧的大国，无论在领土面积上，或者在经济和政治意义上，都是一幅五光十色的图画。从十五世纪四十年代起，帝国的皇位一直由哈布斯堡家控制着。哈布斯堡家的帝国由奥地利、梯洛尔、莱茵河上游、勃坎第和尼德兰伯爵领地以及司提尔和克罗提亚公国所组成。从一五二六年起，哈布斯堡帝国还包括捷克王国和部分匈牙利地区。与此同时，哈布斯堡家也在帝国内部遇到了强大的巴伐利亚公国和拥用大量富庶的北德城市的萨克森举侯国的竞争。而且，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组成帝国的某些小型的领土上，居然有个别的城市和个别的修道院还不算在帝国体制的范围之内。所有这些大号的、小号的以及小号中的小号的各式各样的地方诸侯，又经常处于明争暗斗的敌对状态中。公爵们、伯爵们、修道院长们，还有城市长官们，勾心斗角，惯于纠合一干人，结成同盟，去反对另一干人。倒是各个城市中心优势的形成，反而加强了地方诸侯政权的地位。这些诸侯，恩格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一伙“虽然保持帝国分裂状态却要实行中央集权的人物，也就是主张在地方实行中央集权的人物”。（16）诸侯的强悍和帝国的削弱互为表里。只是由于中央政权的衰弱，诸侯们的主权才得以加强。每个诸侯在他们领地之内都是十足的国君，他有权征收赋税、铸造货币、设立法庭，审判案件，还要利用中央政权的衰落，恣意妄为，把许多小贵族和城市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当时，某些窃取了公社的财产和权力、据之为己有的城市贵族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诸侯和城市贵族在同农民阶级、市民阶级和城市贫民的社会斗争中，在同罗马教会和帝国政府的政策较量中，都要执行一条有利于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政策。
    二，德国在它的经济分离、政治割据和最粗暴的封建生产形式居于统治地位的现存条件下，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规律产生了十分激烈的对抗，从而在这个国家引起了极其尖锐的社会冲突。当时形势的特点在于：德国国内被压迫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冲突，同统治阶级内部的残酷斗争，同世俗封建主（甚至诸侯们）反对罗马教廷的横征暴敛、反对哈布斯堡家的诛求无厌搅混在一起了。
    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重新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力量配备，触及社会各个方面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所有的阶级和社会集团，除开高级神职人员，都有理由不满意自己的处境，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置于反对立场之上。而且，这个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冲突，常常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错综结合起来。德国统治阶级内部--各个享有主权的地方诸侯之间、僧俗诸侯和封建主之间、高级神职人员和世俗封建主、小骑士之间的冲突，以及各个地区之间的市民内部的分歧和矛盾，都是互相交错的。但是，在当时德国分裂的条件下，还不可能使这种反对立场彼此加以协调，或者使各种持反对立场的流派联合一致。谁要想把各种各样的倾向和立场统一起来，不只在实践上相当困难，而且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