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的前提和条件(4)
德国的骑士们处于对建立在领土基础上的政治制度的反对立场。迄至十五世纪以前,就全国范围而言,无论在军事集团的作用上,或者在政治活动的角度上,都已丧失了自己的意义。由于政治上的没落,骑士已经下降到微不足道的地步,他们只是盼望在强大的王权恢复之日,自己才能得到挽救。但是,骑士们的政治纲领,并不曾提到中央政权的进步意义,也不曾强调巩固国内政治经济联系的必要性,仅仅只是侈谈建立一个强大的特别是依靠骑士的军事力量的帝国,如此而已。不过,这个国家仍然是农奴制度居于统治地位,而城市的政治作用是被剥夺了的。当然,反动的骑士思想家既不可能博得市民的称赞,更不可能获得下层群众的支持。然而,极力号召对地方诸侯的逞凶肆虐进行斗争和把德国从罗马教廷的压制下解放出来的骑士思想体系却在十六世纪初叶的政治反对派普遍高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罗马教会的昏庸腐朽已经陷入使广大人民群众再也无法容忍的境地。反对罗马教会的斗争激起了德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点燃了西欧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熊熊烈火。反教会即所以反封建。封建社会晚期,一般针对封建制度的抨击必然首先是对教会的抨击。在德国首先发难的宗教改革,仍是当时新生的社会力量反封建运动的“一般要求之唯一可能的普遍表达方式”。(20) 迄至十六世纪初叶以前,在欧洲中部和西部各国,罗马天主教会,这个拥有复杂的和广泛的大小分支机构的最有势力的国际组织,它的物资贪婪和政治觊觎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罗马教皇,这个全世界天主教会的最高首脑,它所居住的所在地罗马,也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的中心。这个国家与世俗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军队、法庭、行政和财政机构。教皇的国库是如此的庞大,各个天主教国家竟相向它缴纳的贡税,有如涓涓细流,纳川入海,都要从四方八面流淌到罗马来。而且各个天主教国家,无论怎样竭力报效,也无从满足教皇的贪壑。为了加深和扩大政治影响,教皇不遗余力地干涉欧洲国家的敌对战争和内部事务。教皇本人穷奢极侈,过着超乎世俗王公的豪华生活。教皇及其周围的许多宠臣还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出售教会职位、特权和《赎罪券》。 罗马天主教会拥有如此强悍无比的超国家的权势是与中世纪长期沦入超自然主义的愚昧分不开的。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这就是神学。在西欧,在整个知识活动的领域中,基督教的教义居于绝对权威的地位,政治、法律和教育都得匍匐拜倒于神学的控制之下。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天主教的教士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向广大群众说教:世界和整个世界的现存制度,其中包括社会制度,都是上帝一手创造的,不容许有任何变更。为了使普遍的教徒懂得他们所处的微不足道的地位和所陷入的被奴役的处境,教士们在宣讲教义的过程,表示可以宽恕这些芸芸众生历来犯下的“罪行”。按照这个学说,通常人们从诞生之日起就是犯了罪的,人们所犯下的罪行,就其本质意义而言,是无法“挽救”,或者说,是无法“赎买”的,只有教会通过自己的“功德”(“洗礼”、“忏悔”、“圣餐”等等),才能使人们承受上帝的“恩惠”,才能使人们“得救”。 教皇和天主教会的高级教士完全理解他们的学说和他们的组织在天主教世界中所起的作用。罗马教廷不是毫无根据地认识到这一点:在他们面对日益高涨的反封建运动中,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晚期的民族国家开始形成的过程中,它仍然不失为现存制度的一座堡垒。因此,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的高级教士们,为了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把世俗政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必然要利用自己的影响,首先是异乎寻常的庞大的财富来达到这个目的。因此,教皇的使者,教会苛捐杂税的征收人,《赎罪券》的兜售者,风尘仆仆,充斥欧洲各国。 天主教会的贪财好货损害了广大社会阶层的利益,甚至引起了世俗的大封建主的不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招致了在他们中间已经产生了的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愤怒。十五和十六世纪时,教会的巧取豪夺遭到了走上中央集权道路的某些王权的坚决反击。但在分裂的德国,罗马教皇是不会作出什么让步的。大量的金钱通过教皇派驻各地的代理人之手,源源不断地从德国流入教皇的国库。这一类的代理人,首先是享有主权的各地宗教诸侯,还有教会的苛捐杂税的征收人和《赎罪券》的兜售者。此一情况在不小的程度上推动了宗教改革运动。德国的宗教改革也为欧洲其它国家的宗教改革准备了土壤。在德国,它把最广泛的居民阶层团结在一起了。 但是,在宗教改革运动正式掀起以前,德国在罗马教廷的政治阴谋和财政勒索的面前,基本上仍然处于一种挨打的状态。特别在十五世纪德国人建立一个全德意志机构的企图失败之后,紧接着又成立一个包括德国西南地区的《士瓦本联盟》,这件事本身已经表明:全德意志的政治统一仍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其实,即令按照那些所谓帝国改革的发起者的地方诸侯的本意,这些诸侯们的领土主权仍是不可动摇的。在这种形势下,用现实的军事和财政手段来保证帝国的统一的任务也是无法实现的。但是,资本主义逐渐形成为德国历史前进的必然道路,德意志民族日渐形成,把德国从罗马教皇的巧取豪夺之下解放出来已经或成为这个国家的民族任务。对教会的腐败加以改革的要求已经成为当时提出的每一个政治改造纲领的主要内容。诚然,每一个社会集团都理解教会改革的真实意义。在对教会改革的呼声中,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反对派都能在某些时刻普遍反映自己的见解和要求,由此而迅速地形成为社会运动的高潮。 四、反封建必须反教会。反教会首先必须从理论上剥去教会的那一层伪装物的神圣外衣。革命反对派随时代条件不同,可以以不同的理论或学说形式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关系日渐形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德国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脱颖而出,为宗教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大大推进了万众瞩目的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已经形成社会高潮时代,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工作中,人文主义运动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早在十五世纪中叶,在德国大学的年轻的学生中,已经产生了象过去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所组织那样的古典著作研究小组。在此之后,经常与这些大学发生关系的,还有文学工作者,传教士,游方诗人和来自各个居民阶层的有文化素养的人。这些小组与在大学讲坛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学神学派和经教哲学派越来越形成严重的对立状态。因为,新的思想派别在实验科学方面具有首创精神,它与一味盲从附和的神学主义是极不相容的。这其中,比较激进的德国人文主义者,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宣传了科学的世界观,批判了愚昧的神学主义,论述的范围,不只涉及到抽象的宗教、哲学和道德问题,而且接触到使反对派普遍感到愤慨的现实问题,也就是:德意志人的民族发展,罗马教廷及其代理人在玷辱德国的作用问题,等等。此外,十五世纪末叶和十六世纪初叶,在人文主义者的文学作品中,不少来自人民口头创作的材料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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