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初叶，德国从上到下的城乡社会结构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类别：
    城市居民中的中等阶层（或者说，市民阶层），它既不属于旧的城市贵族，也不属于城市贫民群众，它是一个在城市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包括富裕的、中等的和部分的小私有者（手工业者、商人）等等在内的社会集团。他们忍受着各种负担不了的捐税。他们经常在过往的商路上遭受骑士和强盗的抢劫和享有特权的商务组合的欺负。他们对现存秩序的反对情绪日益增长。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它有进取的一面。当时，他作为一支反封建流派的组织力量推进了德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它也有不足的一面。虽然，在欧洲其它国家，如英国、法国，前此已经建立了强大的专制君主制，官僚机构逐渐形成为“资产阶级”，即全国性规模的官僚等级了。但是在德国，情况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总的说来，这里的阶级冲突日益尖锐，而且政治割据和经济分裂抵消了社会进步中不少的积极因素，德国市民不同于欧洲其它国家的中等阶层，无法形成为全民族规模的阶级，主要关心的只是狭隘的地方问题，不大考虑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前途。至于那些在此以前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阶层，他们在整个市民群众中所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小的。
    高级教士们（即神职人员中的特权阶层），他们本身可能就是帝国的地方诸侯，或者隶属于其它地方诸侯之下，以封建主身份控制大片土地和大量农民。对于榨取农民的血汗这一点，可能比世俗贵族还要肆无忌惮。在社会处于激烈变化的前景下，他们既预感到行将丧失与它控制着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相联系的作用，难以长此保持千百年来的既得利益，又一味把持作为罗马教廷派驻德国的代理人的各项领地特权，锱铢必较，更加激起德国普遍阶层和下级教士的满腔怨愤。
    低级贵族（即骑士等级）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点时刻。由于火药的使用和步兵作用的增长而造成军事技术的发展，使得身披全副盔甲的骑兵落到完全无用武的地步，而且，城堡也不再是不可攻克的了。正如纽伦堡的行会手工业者的境遇一样，骑士们已经成为多余的阶层。出于自身的出路考虑，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帝国的巩固，寄希望于一个依靠骑士阶层和压制农民群众的中央集权的农奴制国家的建立，寄希望于地方诸侯们的政治作用的削弱和罗马教廷对德国掠夺的被排除，并通过世俗化的手段来夺取教会的土地，如此等等。但是，在德国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产生的历史条件下，骑士阶层梦想恢复日益没落的中世纪的旧观，使国家政权重新回到军事贵族手里，而使皇帝作为他们的傀儡，虽然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城市和农民，但他们不曾有过解放城市和农民的襟怀。他们的农奴制帝国理想不会为任何市民或贫苦农民所接受，是注定要失败的。
    城市贫民按其结构言是十分复杂的。他们由旧封建行会制度下已经瓦解的成分和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下层的成分化合而成。恩格斯曾经把这种城市贫民划分为三个类型：一是破产了的行东，由于原先享有特权而和此时的市民社会秩序依然关系密切，二是被迫离乡背井的农民和被斥退的奴仆，他们还不可能立刻成为无产阶级；三是暂时还不可能取得正式的社会地位而其生活则与无产阶级相当接近的帮工，他们的地位是由当时的工业情况以及行会特权限制所决定的，也正因为这种行会特权的缘故，这伙人差不多都可以在未来的某一天取得市民资格。成分似此复杂的混合物的政治态度，当然是模棱两可的，而且是因地制宜的。恩格斯直率地指示出，通常，他们“为了几桶葡萄酒就可以供人驱使”。（17）因此，在农民战争以前，他们还不可能以一种独立的政治势力出现。不过，他们同贫苦农民一样，同样处于无权状态。在封建社会里，城乡贫民同样遭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压迫和剥削，现实生活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封建制度。在未来的反封建斗争中，城市贫民不只是农民最有希望的同盟军，而且给农民提供了最有才能和最勇敢的组织者。
    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的关系日益密切乃是十六世纪德国城乡阶级斗争的特点之一。农民和城市贫民同盟的加强不能不影响到市民中持反对派立场的激进分子力量的一定高涨。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十六世纪初叶秘密组织“鞋会’的产生。一五○二年，这个秘密的农民会社在莱茵河畔的什别尔主教辖区被揭露了。（18）“鞋会”有自己的反封建的纲领，他们要求：把贵族的财产分配给农民，压缩教会的神职人员，取消所有的封建赋税和封建义务，恢复农民自由使用所有被贵族窃夺而去的公社地段的权利，“鞋会”的参加者不只指望自身的力量，而且主要指望人民群众自发起义的力量。他们把“鞋会”看成为一个聚集武装力量的团体，由它来击占布鲁哈塞尔城作为军事据点。然后，打出“鞋会”的旗帜，发动城乡人民起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军事暴动，攻打大教堂、修道院，杀死那些鱼肉农民的主教和神甫。可惜，问题还未达到公开发动的程度，由于一个成员在向神甫认罪时，不幸泄露，“鞋会”大多数的参加者都被捕和斩首。
    封建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无法改变德国社会发展的前进倾向。一五一三至一五一七年，在许多城市，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城市上层分子的市民起义。城市贫民积极地参加了起义。在这种不满情绪日益滋长的情况下，秘密的“鞋会”的新的计划公布了。“鞋会”有行动、有纲领、明显地指出要进一步发动农民和城市贫民。新的计划包括了十分重要的政治要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废除皇帝以外的一切政权。（19）皇帝的政权只在同起义群众联合一致才被承认。关于废除皇帝以外的一切政权的这种观点，还鲜明地表现了通过废除所有的领土贵族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意图。
    秘密革命组织的活动反映了人民群众反封建斗争力量的增长和农民及城市贫民阵线的形成。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甚至在德国的市民和小贵族中，不满情绪也有增无已。
    由行会手工业者所构成并与商人的行会生产有着密切关系的大部分市民的立场相对地要温和一些。市民基本上只过问城市的内部问题。他们的注意力只表现在反对城市贵族及其对城市事务和财政收支的独断专行的态度上，只有其中一部分，其活动已经与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关系相联系的市民，他们的要求则激进得多。他们反对德国地产诸侯的分裂割据，主张德国实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造。
    德国早期资本主义关系的特点在于；它诞生在一个分裂的国度里，这个国家缺乏使它更进一步发展的足够条件，而封建反动势力仍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在德国，进步倾向和现存制度的不可调合的矛盾已经开始在处于初生阶段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暴露出来。但是，在客观上对人民群众反封建斗争抱积极态度的进步分子毕竟只是德国市民中的少数，市民中的基本群众仍旧故步自封，在政治方面并不曾有过分的要求。这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反对为全德意志所痛恨的罗马教皇和天主教高级教士的暴政的斗争，才能在最狭隘的范围里，在一定的时间内，把德国市民的各个阶层联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