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还对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教育经费支出情况作了调查，并把各国教育的支出与军费支出进行对比，以衡量其教育水平的高低。他说：
    “米（美）国学校费，每人二元另二钱。军费每人一元二十九钱。瑞西学校费每人八十八钱，军费每人一元。英国学校费每人六十六钱，军费每人三元八十六钱……日本则学费每人二十钱，军费每人三十一钱，其中唯美国学费多于军费。”⑥
    黄遵宪统计的军、学费比例表明，美国支出的教育经费比重最大，日本也名列前茅。他这样做是为了提醒国内注意，将来世界之“竞争”，不仅是“武力”之竞争，也是“学力”之竞争，提高国民文化水平，乃是“国力强盛之本”。他又说：“日本蕞尔国耳，年来发愤自强，观其学校分门分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中国也应当从教育入手，使中华民族日臻富强之境。
    第四、作者指出，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还在于取消闭关政策。日本民族感触灵敏，目光四射，不断注重“邻交”，汲取消化外国先进经验，才造成今天“骎骎乎进开明之域”的形势。他总结日本历史上有两次学习外国的高潮，一次是隋唐之际，日本派遣“遣唐使”吸取中国文物制度，第二次是近世对西欧的学习，“志高意广，竞争外交”，使日本迅速进入资本主义列强行列。一八七一年十一月，日本政府首脑人物之一岩仓具视率数以百计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赴欧美访问，实地考察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情况。以后日本制订新法，多得力於于这次访问。黄遵宪非常重视这件事，从中引出结论，即只有“邻交日盛”才能“国势日强”，所以他说：
    “余闻之西人欧洲之兴也，正以诸国鼎峙，各不相让，艺术以相摩而日善，武备以相竞而强，物产以有无相通。邻交日盛而国势日强”。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⑦清政府希冀以禁止外国文化科学技术的输入，保存其日益颓败的封建制度。随着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产生，要求学习外国、反对闭关的呼声日高。黄遵宪主张“邻交”的观点，恰是这种呼声的反映。
    二、《日本国志》的版本及黄遵宪对初刻本进行的修订
    《日本国志》的版本，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羊城富文斋初刻本。刊记题“光绪十六年羊城富文斋刊版”。卷首有李鸿章《禀批》、张之洞《咨文》一八九○年付梓，约在一八九五年冬出版。⑧是为本书第一次刊行。华东师大藏有此书，扉页有黄遵宪亲笔题辞云：
    “此为初刻未校之本，而吾友索观者甚众。伯严考功谓《无邪堂答问》与此均近世奇作。爽秋观察言：自有《职方外纪》以来第一书。善余大兄更推为国朝大著作，足与梅定九《历算全书》，顾宛溪《方舆纪要》鼎足而三。而面乞函催，需之甚殷，辄先赠一部，并求为删校，再行刊定。遵宪以八年精力聚于此书，美恶不能自知，但能免诸君子阿好之讥，则幸甚矣。”
    二、羊城富文斋改刻本。卷首刊记与前本全同。惟抽去卷首李鸿章《禀批》、张之洞《咨文》，补入梁启超《后序》。前者为“初刻未校之本”，则此本似为适应变法形势的改刻本。改刻时间大约在一八九七年春，⑨发行时间可能在一八九八年前后。与前本相较，“改之十数页。⑩”
    三、浙江官书局重刊本。刊记云：“光绪二十四年浙江书局重刊”，版本的形式、内容全袭初刻本，合十册。
    四、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依据“改刻本”，以铅字翻印，刊记云：“光绪二十八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印”。有六册和十册两种装订。
    五、汇文书局本。题记云：“光绪二十四年汇文书局秋刊印”。外形、内容全同“改刻本”。据改刻本重印，合十二册。
    六、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年）上海书局石印本。
    七、黄遵宪改订本手改原稿本。
    此外，尚有袁昶写本二套，一为十六册（不全），一为十八册；《五洲列国志》汇片四收《日本国志·序例》，为一八九七年刻本；会稽徐氏《铸字斋丛书》片二收《日本国志·序例》一卷，一八九七年刻本；《日本国志·食货志》抄本六卷（藏华东师大图书馆）。
    笔者依据上述主要版本，进行校勘，发现黄遵宪亲自改定的只有一本，即“富文斋改刻本”，其余三种版本或从初刻本，或从改刻本。
    关于对初刻本进行修订的原因，作者在《改定日本杂事诗序》中说：
    “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议，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偶翻旧篇，颇悔少作，点窜增益，时有改正。”（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