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志》在日本也引起了反响。日本学者认为此书从日本历史沿革，到学制改革的细节，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基于对事实的慎重的调查与考察，是近三百年中国人所写的篇幅最大、时间最早的全面研究日本的著作，“于明治日本作了无偏见和无先入感的考察与评述”。故日本学者称其“上自神代，下及近世，其间时世沿革，政体殊异……网罗无异……字字征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27）实滕惠秀评价说本书是“清末日本研究书中最好的一本”。这样的赞语已在日本成为公论。
    近代中国对世界史的研究，经历着从记叙域外风土人情，进到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介绍，再转入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研究这样一个过程。而《日本国志》则在中国人对世界史地研究史上，突破草创，具有重要意义。至于黄遵宪一面主张变革现状，一面又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一面赞美西方议会制度，一面又害怕“君民同权”，将会“启事作乱”。这是作者由地主阶级改革派向资产阶级改良派转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现象，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思想的特点之一。《日本国志》吸取西方资本主义学说，是其史学思想的主流，应该加以肯定。
    注释：
    ①（24）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
    ②黄遵宪《日本国志·国统志三》第1页。
    ③《日本国志·食货志》
    ④（日）石冢裕道《日本资本主义成立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73 年版第100页。
    ⑤《日本国志·学术志一》第9页。
    ⑥《日本国志·学术志三》第16页。
    ⑦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117 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⑧关于《日本国志》具体出版时间，曾有把付刻的1890年误为出版年的，华东师范大学所藏本扉页黄遵宪题词落款时间记曰：“乙未（1895）腊月八日”。因是新书送人，此时间拟即出版时间。又，《黄遵宪年谱》记1895年袁昶向张之洞出示《日本国志》，也可证是年为出版之年。
    ⑨⑩参见上海图书馆黄遵宪致汪康年信：“知日本志概送尊处。……补入卓如后序即由报馆发售。（三月廿一日）因卓如（梁启超）《后序》1896年11月刚写成，故“三月廿一日”不可能是1896年。又以“致汪康年信札”时限为1896-1897年，遂可知“三月廿一日”为1897年，另据时务版期数也可推知。
    （11）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卷首，长沙富文堂自刻定本，光绪二十四年版。
    （12）黄遵宪《日本国志·国统志三》第4页。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光绪二十四年版。
    （13）《日本国志·邻交志》第18页。
    （14）（15）《日本国志·国统志三》第7页。
    （16）《日本杂事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17）参见《日本外史介义》、《附录年表》一八○二年条，东京弘道馆，昭和六年版第六页。
    （18）《笔谈遗稿》记黄遵宪与日本友人鸿斋谈话，黄曰：“欲考典章，……仆急欲得如史志”。鸿斋曰：“日本外史初卷有引书标目”。
    （19）参见远山茂树《明治维新》：“在日本史研究的领域中，明治维新史是从未开拓的荒野，基础史料没有充分公开，少量公开的也没有经过学术界辨别整理……再有就是官方学术机关的选择和篡改”。（《序论》）以此可以推知黄遵宪所处时代，明治史研究由于天皇政府对本身历史的保守还不可能真正展开。
    （20）读薛福成《薛庸庵文别集》（卷六，第一三页）偶然发现他1891年为姚氏《日本国志》所作序，题即《日本国志·序》，全文百余字。写作时间记为“光绪辛卯”。由此知薛福成曾写过二篇《日本国志·序》，一为黄遵宪，一为姚文栋。为姚著《日本国志》所写序云：“上海姚君子梁通知时事，研究舆地之学……为《日本国志》十卷、阅三年而书成，其论疆土与形势，沿年建置，纲举而目张，条分而件系，瞭然而示诸掌。致维新诸政事，尤必备载之以征风气。”由是可知，姚著《日本国志》确有其事。
    （21）（日）实滕惠秀《明治日支化文化交涉》昭和十八年，光风馆版，第144页《姚文栋与黄遵宪》。
    （22）参见黄遵宪1897年前后致师友信札。（致汪康年）“一改本日本志十数页已收到……”。
    （23）（日）渡边三男博士古稀纪念论文集刊行会编：《日中语文交涉史论丛》樱枫社昭和五十四年（1979）版，第228页。
    （25）参见钱仲联《黄遵宪年谱》1898年条。《入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29页。
    （26）《黄公度先生传稿》第371页，引米尔纳（J. Milner ）《黄遵宪所著《日本国志〉的维新思想及其对戊戌变法之影响》
    （27）（日）高田文美子《黄遵宪·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