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黄著《日本国志》参考史籍及与姚、翁著《日本国志》的关系。
    （一）《日本国志》参考史籍及原始材料。黄遵宪在编写《日本国志》的过程中，参阅了日本和中国的史书，查阅了明治维新时期书报条令，征集极富。所采日本史籍大致有：一、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及其后人所撰《大日本史》。《日本国志》的《国统志》部分大多依据该书材料。尤其是《兵志》、《刑志》两志所引的资料更多。二、源松苗撰《国史略》。此书以天皇世系顺序，记载日本史实。《日本国志、国统志》引用该书史料甚多，且文字相近。三、《日本外史》。此书赖山阳撰成于一八二七年，初成稿于一八○二年，（17）记日本历代摄政将军事，故曰“外史”。黄遵宪甚推崇是书，称“后人从其书而正其误，亦可以补正其实”。本书卷首有书目二百余篇（18），为黄遵宪搜辑史料，提供了按图索骥之便。同时每卷首皆以“外史氏曰”启首评论史实，给黄遵宪以很大启发，《日本国志》卷首、末也必有“外史氏曰”启首的史评。当然黄遵宪征引日本史料，并非照抄照搬，而是纳入自己的编纂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古代史籍，素少典志体裁，而明治维新史资料也是零散不全，（18）黄遵宪访古辑佚，爬梳条理，写成一部细密周详的典志，即在当时日本也是少见的。
    其次，征引明治政府颁布的条令典章，包括“布告之书”、“官省年报”、“各官省职别章程”、“条教号令”等。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凡例》说：“维新以来，礼仪典章颇彬彬矣。然各官省之职别章程，条教号令，虽颇足征引，而概用和文，不可胜译”。又自称，记明治新政“所据多布告之书，及各官省年报。”黄遵宪接触此类“礼仪类典”多至数百册。
    所采中国史籍则有《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新元史》、《明史》等。黄遵宪广泛征引其中有关日本史的资料，并和日本史籍的记载相对照，去伪存真。如卷五，记丰臣秀吉与明军作战考一人名曰“岛津”，中国史籍无此人名。作者参阅《明史》，考出：“《明史》作‘石曼子’即‘岛津’两字译音”。如卷四，据《大日本史》、《日本国史纪事本末》等书都说中日通使实始于隋。黄氏查考《山海经》、《汉书》等史籍的记载，证明汉代已有中日交通和遣使的记载。
    （二）关于与姚著、翁著《日本国志》的关系问题：
    光绪十四年（1888），姚文栋刊《东槎杂著》中载有《日本国志凡例》，详细介绍其所撰《日本国志》的内容。并在自著书中列有《中东年表》篇名。但此书及《中东年表》至今尚未见原本。（20）
    日本史学界对此很重视，由于该书和黄氏《日本国志》同名，因而注重研究这两本书的关系。日本学者认为，黄遵宪《日本国志》一八九○年刊行，而介绍姚文栋著《日本国志》的《东槎杂著》一八八八年刊行，早于黄著。同时一八七九年出版的《日本杂事诗》记《日本国志》原名为《日本志》。故：一、黄著《日本国志》的书名，是受姚著影响的。二、黄著卷首《中东年表》也是受姚氏《中东年表》的影响的（21）。我认为《日本杂事诗》所称《日本志》是对《日本国志》的简称。一八九七年前后，黄遵宪仍简称《日本国志》为《日本志》。（22）同时，黄遵宪自撰《日本国志序》中说：“居东二年……发凡起例，创为《日本国志》。”这篇序写于光绪十三年（1887）夏五月。可见在此之前，黄遵宪已确定书名为《日本国志》。这比一八八八年《东槎杂著》刊行还要早一年。所以在书名问题上，黄遵宪不一定受姚氏的影响
    关于《中东年表》是否受姚氏影响的问题。《日本杂事诗》卷末说：“此诗征引日本书籍不能不仍用其年号。日本史中土少传，惟近世李氏申耆《纪元篇》、林乐之《四裔年表》虽偶有误，尚可考其世也。余别作中东年表附日本志”。可见《中东年表》是根据李申耆《纪元篇》、林乐之《四裔年表》改编而成。另外，姚氏《中东年表》篇名出现在一八八八年刊行的《东槎杂著》中，而黄撰《中东年表》早在一八七九年前后已完成，故黄撰《中东年表》与姚撰《中东年表》无必然联系，题名相同当为偶合。
    清代翁广平也著有《日本国志》，此书与黄著《日本国志》关系如何？翁著《日本国志》成书于嘉庆十九年，但没有刊刻行世，仅存抄本，藏上海图书馆善本书库。翁著在日本也有抄本，日本学者获原义雄说：“本书以写本传世。在我国有静嘉堂文库藏本和驹泽大学藏本两种。静嘉堂本八册三十卷……驹大本八册二十八卷。”（23）
    当时中国人住在日本，有搜辑中国典藉的风气，如杨守敬、缪荃孙等皆编有《日本访书志》。黄遵宪也不例外，为搜辑编史材料，翁氏《日本国志》可能不会遗漏。从编纂体例上看，翁著分世系、绘图、地理、风土、食货、通商、艺文等等，与黄氏《日本国志》分类法大致相同。故黄遵宪在书名、体例等方面受翁氏影响是可能的。
    四、《日本国志》的影响
    《日本国志》刊行之后，对社会影响很大。首先是康有为、梁启超等读了本书后，清楚地了解到“日本之所以强”，关键在于明治维新。梁启超说：“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詠叹……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24）并且认为《日本国志》“于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维新变政之由”，条分缕析，实在是一部再好不过的政治教科书。所以他说：“有王者起必来效法，斯书乎，岂可以史乎史乎，目之乎？”如若中国效法日本，进行维新变法，将收事半功倍之效。康有为也认为：黄遵宪“参日使何公子峩幕，读日本维新掌故书，考于中外之政变学艺，乃著《日本国志》，所得于政治尤深浩”。
    一八九八年，在戊戌维新变法的高潮中，《日本国志》一版再版，一年之内出现“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汇文书局”，“浙江书局”三种本子，可见影响之大。《黄遵宪年谱》载：“翁常熟……赞其《日本国志》，爱其才”。光绪帝也重视本书，一八九八年二月“命枢臣进《日本国志》，继再索一部”。（25）英国学者米尔纳将戊戌维新奏摺诏令，与《日本国志》所记明治新政，逐条对照，认为“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的改革观念，可在当时的诏令中，很清楚地看到。这些诏令，有关乎经济方面、行政方面、文化教育和军事方面的改革，而其中以经济改革尤为明显，与黄氏之《日本国志》一般无异”。（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