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又称东罗马帝国）曾在欧洲中世纪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自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一世启用新都君士坦丁堡，直到1453 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十几万土耳其军队攻陷这座千年古都为止，拜占庭帝国存在了1,100多年①。在此期间，它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照亮了中世纪地中海世界，深刻地影响了西欧和斯拉夫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因而在世界文明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十六世纪后，人们开始注意到一度淹没无闻的拜占庭帝国，对其发达的文化给予更多的重视。学者们从大量的古物、史籍中发现了拜占庭文化的重要价值。十九世纪以来，对拜占庭的研究全面展开，形成了独立的“拜占庭学”。然而，我国在拜占庭文化研究领域内尚属空白，急待矢志于此的史学工作者们共同努力，扭转目前的局面。正因如次，笔者试就拜占庭文化的历史作用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就教于国内同行，以收抛砖引玉之功。
    所谓拜占庭文化，是指古典的希腊罗马文化在拜占庭帝国内与基督教文化和古代东方诸文化融汇、发展而成的精神财富的总和。从四世纪到十五世纪的一千多年时间里，拜占庭文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产生、发展、繁荣和衰落这四个阶段。它在古典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备的文化体系。它不仅具有精深的哲学和神学思想，有发达的史学、文学和科技，而且在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方面也独具特色，它的教育活动、宗教生活、风俗道德乃至社会生活方式都是学者们专门研究的课题。由于拜占庭文化的高度发展，它使惨遭蛮族破坏的西欧文化和自七世纪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伊斯兰教阿拉伯文化。以及落后的斯拉夫文化相形见绌，因而也使拜占庭文化能够对周边世界发生巨大的影响。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以前，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一直是欧洲和东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一
    古希腊人在古代东方文化的影响下，曾在爱琴海地区创造了灿烂的古希腊文化，将地中海古代文化的发展推到了最高峰。罗马人虽然把军事征服强加给古希腊人，但在文化上却不得不成为古希腊文化的学生和继承者。然而，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浪潮将罗马帝国西部的古典文化一扫而光，以至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马克思语）。西欧人重新了解古典文化是在此后一千年左右。在这漫长时期中，正是以“罗马人”自称的拜占庭人接过了古典文化的火炬，照亮了整个东欧和地中海地区，君士坦丁堡成为十五世纪以前欧洲最耀眼的文化明珠。
    公元三世纪，罗马奴隶制帝国发生全面危机，特别是在帝国西部，出现普遍的衰败。帝国东部则由于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而表现出较大的活力，这样，罗马帝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君士坦丁堡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之后迅速崛起，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的安全与繁荣吸引了整个罗马帝国的知识界，原先集聚在罗马皇宫中的文人学者和散布于整个东部世界的知识分子纷纷涌向帝国新都。他们带来的书籍数量极多，致使政府兴建国家图书馆，建立以世俗文化教育为主的学校。著名的皇帝、背教者朱利安（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 332～363年在位）下令举行全国性考试，招纳贤才，并规定国立学校的教师须由国家任命②。425年，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Ⅱ 408～450年在位）正式建立君士坦丁堡大学，开设哲学、法律、 希腊文和拉丁文课程③。一时间，君士坦丁堡尚古之风大盛，学习古代希腊语、搜集抄写古籍、研究古代哲学和文学、研究古语的文法和修辞成了知识界的“热门”。除君士坦丁堡外，亚历山大、雅典、安提柯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繁荣。而基督教文化由于受到尼西亚会议决议的限制，发展相对缓慢，在深度和广度上均不如世俗文化。但是，学者们热衷于把古代哲学遗产纳入基督教神学轨道，这是当时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所谓“新亚历山大运动”即代表了这一倾向的主流。
    当时，艰深的古希腊语对于人们了解古典文化是个巨大障碍，因此，翻译注释古代作品是当时学者们的重要任务。正是在翻译古代作品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亚历山大科普特语（Coptic）为主的科普特译本和以君士坦丁堡拜占庭语为主的拜占庭译本。许多古典杰作得以保存至今还应归功于这两种译本。当时著名的学者不仅有文学家叙利亚的约翰·赫里瑟斯坦（John Chrysistom6世纪人）、文史学家恺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lea？～340）、赞歌诗人罗曼努斯（Romanus 6世纪人，被后人誉为拜占庭“最伟大的诗人”、“新希腊的但丁”），还有古籍翻译家塞姆斯堤（Themistius 4世纪后期人）、著名教授安提柯的里巴尼（Libanius of Antioch 5～6世纪人）、史家佐西莫斯（Zosimus 5～6 世纪人）和阿米亚努斯·马赛林（Ammianus Marcellinus 4世纪人）等等④。
    在接受古希腊文化的同时，拜占庭学者们努力吸收古典文化，并刻意仿效，创造出许多杰作。如查士丁尼时代的学者普罗柯比（Procopius 6 世纪人）就汲取了希罗多德的文风，以华美流畅、生动有力的文笔记述了他亲身参加、耳闻目睹的当代重大事件，撰写了《战史》、《秘史》和《建筑》，为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和文化财富⑤；在皇帝米希尔三世（Michael Ⅲ 842～867年在位）时期开设的、专门教授“三科”、“四艺”（即语法、修辞、辩证法和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的君士坦丁堡高等学校中，当时最渊博的学者和教育家逢提乌斯（Photius 9世纪人）编写了《古籍提要》⑥，此书概括介绍了直到他们所处时代以前的所有著名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主要著作，使得后人得以了解许多轶散的古典名著。在拜占庭历史上，这样著名的学者举不胜举，诸如此类的尚古倾向则贯穿于拜占庭全部历史。直到拜占庭帝国后期，仍出现了著名的女作家科穆宁娜公主（Anna Comnena 11～12世纪人），她的仿古历史著作《阿历克修斯传》是此期文史著作中权威性作品；史家西那姆斯（Sinamus 15世纪人）撰写的关于曼努尔二世（Manuel Ⅱ1391～1425年在位）业绩的史书则明显地带有希罗多德和色诺芬的文风；大学者布莱米迪（Nicephorus Blemmydes 13世纪人）还以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为基础，写出《物理学摘编》和《哲学摘编》；雅典大主教米希尔·霍尼亚蒂斯（Michael Acominatus［Choniates］12～13世纪人）为使雅典从屡遭战祸、日益衰败的状况中恢复古代的光荣而积极活动，发表了著名的演说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