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文艺复兴以前的整个中世纪欧洲，拜占庭文化历史最为悠久，发展水平最高，君士坦丁堡成为最繁华的城市，是整个欧洲和近东各地学者向往之地。这里不仅集中了众多的学问家，而且城市生活优雅，雄伟的公共图书馆和皇宫、数十座宏大的教堂均匀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豪华的生活方式不仅流行于宫廷，而且在市井街巷里随处可见。披红挂绿、珠光宝气的富商大贾招摇过市，集市的噪杂之声不绝于耳，“黄金角”（22）内停泊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君士坦丁堡的繁华和文明，使拜占庭帝国周边各民族惊叹不已。直到十三世纪时，来自西欧和东方的旅行家们还把它视为“仙境一般”的城市，而此时的拜占庭首都已横遭十字军入侵，劫后复生，远非昔日繁荣。
    正是由于拜占庭文化的高度发展，才使它能够对周围世界发生巨大影响。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拜占庭文化对斯拉夫各民族的启蒙作用。六、七世纪越过多瑙河向南侵入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仍是一些刚刚摆脱原始状态的游牧部落，尚未开化，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也几乎没有本民族的文化。在与拜占庭人的接触和交往中（往往采取非和平的方式），他们开始接触先进的拜占庭文化，并逐步加以接受。而此期的拜占庭帝国也致力于发展传教事业，以便安定帝国边境，象最早进入帝国的哥特人、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一样，斯拉夫人逐渐被拜占庭文化所同化，丧失了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定居下来。斯拉夫人和保加尔人在占据特兰西瓦尼西和瓦拉几亚平原的过程中相互融合，建立起保加利亚国家，并不断滋扰帝国边境。为此，拜占庭帝国派出大批教士，许多拜占庭人进入保加利亚王国宫廷。在著名的保加尔人国王伯利斯（Bogoris Ⅰ， Michael 852～889年在位）统治时期，斯拉夫人正式接受了东正教，伯利斯本人还认拜占庭皇帝米希尔三世（Michael Ⅲ 842～867 年在位）为教父，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米希尔（28）。九世纪中期，摩拉维亚（Moravian Kingdom）国王罗斯迪斯拉夫（Rostislav 9世纪在位）也成为基督徒（24）。
    应罗斯迪斯拉夫的请求，君士坦丁堡大教长逢提乌斯派著名的修辞学家希利尔（Cyril或Macedoniun Constantine 9世纪人），或称马其顿的君士坦丁和他的兄弟麦瑟迪乌斯（Methodius 9世纪人）前往传教。希利尔以拜占庭文字为基础， 按照斯拉夫语音创造了斯拉夫文字，并用这种文字翻译了《圣经》和其他文件（25）。这一事件对斯拉夫文化的发展意义极为重大。斯拉夫文字的出现不仅为拜占庭文化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为此后斯拉夫各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开拓了广阔前景。
    九世纪以后，保加尔人、塞尔维亚人相继皈依东正教，古代罗斯的顿河大公奥列加（Oleg 9～10世纪人）之孙弗拉基米尔（Vladimir 10～11世纪人）也接受了拜占庭帝国公主安娜（Anna 10～11世纪人）的施洗， 并把希利尔创造的斯拉夫文字和拜占庭的宫廷礼仪引入古罗斯国家。此后，古罗斯国才出现了耐斯托尔编年史（The Nestor Chronicles）和诺夫哥罗德编年史（The Novgorod Chronicles）（26）。到罗曼诺夫时代，则再度出现了广泛接受拜占庭文化的新高潮。
    在古代斯拉夫世界，拜占庭文化如一股智慧之火，将落后的民族从野蛮状态的黑暗中引导到文明世界来。此后，大批斯拉夫人到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其中包括保加利亚国王西蒙（Symeon 893～927年在位）。许多希腊文的编年史、布道词、浪漫题材的小说、诗歌被译成斯拉夫文字。 查士丁尼时代的史家约翰·马拉拉（John Malalas 6世纪人）的编年史被译为斯拉夫文，在原书已失的情况下，斯拉夫文版成了我们今天了解此书的唯一途径（27）；比西迪亚的乔治（George of Pisidia 7世纪人）撰写的基督教寓言故事《六天》，被译为斯拉夫文后，在斯拉夫各国广泛流传（28）；哈马托勒斯（Hamartolus 9世纪人）（29）的编年史可能对斯拉夫编年史影响最大。该书保存至今的版本是俄语译本，书中所附的127 幅插图是后人研究罗斯艺术与拜占庭艺术之间联系的珍贵资料；上文提到的拜占庭英雄史诗《边防战士迪尼吉斯》不仅被译成斯拉夫文，而且在流传过程中被编译者加工增补为《迪尼吉斯的生活和伟绩》；至于拜占庭的建筑艺术、镶嵌绘画艺术和其他微型艺术更是发挥着持久的影响，整个东欧，远至基辅、诺夫哥罗德，到处耸立着拜占庭式的教堂，到处可见当地居民创造的拜占庭风格的艺术珍品。总之，由于拜占庭文化的巨大影响，整个斯拉夫世界得到了启蒙，斯拉夫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也得到了促进。今天任何斯拉夫国家在谈到本民族文化史的发展时，都要追溯到拜占庭文化。也正是在拜占庭文化和教会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基督教世界”，从而奠定了现代东正教世界的基础。
    拜占庭文化对当时较为落后的西欧地区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样是明显的。中世纪的西欧在蛮族大破坏之后，又经历了长期的基督教文化专制，出现了数百年的文化“黑暗”时期，因此中世纪西欧文化长期落后于拜占庭文化。十四世纪以前，目不识丁的君主在西欧并不少见，而在此期的拜占庭帝国，几乎所有的皇帝都受过良好教育，可谓博学多才。君士坦丁堡这个拜占庭文化的中心在中世纪欧洲知识界也占有崇高的地位。正因如此，拜占庭文化才有可能对西欧产生巨大吸引力、发生重要影响。
    拜占庭文化对西欧的影响一般通过两种方式，其一是通过学者之间的往来，其二是通过图书资料文物的交流。早在七世纪，由于斯拉夫人大举侵入巴尔干地区，许多拜占庭移民被迫流落到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他们和原拜占庭帝国辖区内的当地居民迅速融合，在这些地区出现了许多大块的希腊移民区，拜占庭文化由此得到了西传的立足点。早在十一世纪初，君士坦丁堡大学的课堂里就有来自西欧的留学生（30）。“十字军东侵”的狂潮更使大批西方骑士、僧侣、各级封建主和农民来到君士坦丁堡和近东地区，这在客观上使空前广泛的西欧居民了解或亲身感受到拜占庭生活方式及拜占庭文化的丰富多彩，从而对西欧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改变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是从拜占庭人那里，西欧人学会了剃胡子，了解到用胡椒、丁香和肉桂等香料煮熟的肉食味道更鲜美，养成了穿着华贵衣裳，配带装饰物的风尚，而公共浴室、私人厕所此后也开始在西欧普及（31）。直到拜占庭帝国末期战乱已遍布全国之时，来目意大利的学生仍和希腊同学一起在君士坦丁堡大学里，津津乐道地学习古典哲学（32）。
    图书资料，各类艺术品的交流更为普遍、频繁。例如：大马士革的约翰所著《知识的源泉》一书由于系统地论述了基督教教义的哲学基础，而被中世纪欧洲大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 1226～1274年间人）（32）用作《神学大全》的模式（34）；科林斯主教则为阿奎纳提供了译自原文的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以天文学见长的拜占庭皇帝曼努尔一世（Manuel Ⅰ， 1143～1180 年在位）曾把古代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名著《天文学集成》和君士坦丁堡图书馆馆藏的一些重要图书赠送给西西里国王。这部《天文学集成》便是流传至今的拉丁文译本的原本（35）。皇帝米希尔三世为恢复东西方基督教会的联合统一写了不少杰出的论文。拜占庭神学家布莱米迪的《物理学摘编》和《哲学摘编》被西欧选用为哲学教材（36）。十三世纪拜占庭作家的医学手册也被法国巴黎大学选为医学教材。有些史家甚至认为拜占庭英雄史诗《边防战士迪吉尼斯》是德意志《尼伯龙根》、法国《罗兰之歌》和西班牙《熙德之歌》的蓝本（37）。至于在建筑和艺术领域，今天西欧各地的旅游者对拜占庭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也发出由衷的感叹。在罗马、西西里、威尼斯、拉文纳等地，人们随处可以看到拜占庭风格的建筑；特别是在拉文纳和威尼斯，那些精美的镶嵌画即是拜占庭镶嵌艺术的代表作品，举世闻名的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则是现存最完好、最富丽堂皇的拜占庭式教堂。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后，西欧文化的发展迅速赶上并超过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原拜占庭帝国控制地区的文化；但西欧近代文化的发展曾极大地受慧于拜占庭文化。
    拜占庭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既吸收了古代东方文化的营养，又对近东文化发生影响。早在查士丁尼时代，一些拜占庭学者因国内动乱逃往东方，有的甚至流亡到波斯，他们为传播古典文化作出了贡献。阿拉伯人兴起之后，拜占庭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在君士坦丁堡大学里有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学生，也有来自埃塞俄比亚和巴比伦城的学生。阿拔斯朝大哈里发马蒙（Al-Mamun［Mamun the Great］813～833年在位）曾打算以20,000块金币招骋拜占庭数学家利奥（Leo, the Mathematician 9世纪人）（38）。他还组织各方面学者翻译了大量希腊文、叙利亚文的拜占庭书籍（39）。当七世纪阿拉伯人刚刚走出沙漠时，还十分落后，但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他们迅速地从周围先进民族、特别是从拜占庭帝国汲取文化素养。在大马士革，阿拉伯人雇佣了大批希腊建筑师、艺术工匠、政治家和学者，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了几百年。拜占庭文化与近东文化的背景如此不同，但它们仍冲破民族、宗教差异的阻隔，相互发生广泛的接触和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出，拜占庭文化所具有的强大渗透力。正是这种力量，使拜占庭文化能够在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以后继续影响西欧，进而成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主要的文化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