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拜占庭人在“希腊化”的区域内，以希腊居民为主体，卓有成效地继承了古希腊文化的话，那么，他们在接受罗马文化方面也毫不逊色。因为，从本质上讲，两种文化并无大的区别，罗马文化的发展主要得惠于古希腊文化，只是在实用性方面更具特色。而拜占庭帝国原先即为罗马大帝国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在政治制度、基督教、法律和艺术诸方面成为罗马帝国的正宗继承人。历代拜占庭君主无不以“罗马皇帝”自称，那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权形式一直存在到帝国末期。众多的教会学者不仅致力于基督教神学的发展，而且对世俗的、异教的古典文化也颇感兴趣。当时著名的教父学者有恺撒里亚的瓦西里（Basil of Caesarea 5世纪人）、纳齐安泽斯的格利高里（Gregory of Nazianzus 4～5世纪人）和尼撒的格利高里（Gregory of Nyssa 4～5世纪人），他们的著作不仅涉及宗教神学，而且涉及世俗生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尤西比乌斯利用当代丰富的文献撰写了第一部《教会史》，被后人誉为“教会史之父”，他还写了《历史》和《君士坦丁堡的生活》等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著作⑧。
    拜占庭法律传统完全来自于古罗马。自查士丁尼（Flavius Justinianus527～565年在位）时代开始，立法与法学教育活动就极为活跃。 他主持编纂的法典完成了人类法律史上千古不朽的功业。此后，利奥三世（Leo Ⅲ 717～741 年在位）、利奥六世（Leo Ⅵ，the Wise 886～912年在位）等许多君主不断修订、 增补新法，使拜占庭立法水平不断提高，并最终传给西欧，成为近现代欧美法统的基础⑨。早在意大利波伦亚法律学校（Bologna，建校于12世纪）出现之前很久， 拜占庭就出现了国立的法学院，培养出大批法学家。其中有特利伯尼安（Tribonian 6世纪人）这样著名的司法家。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庭法学家并非生硬地照搬古代罗马法律，而是按照自己的需要继承发扬古罗马的法律传统。公元八、九世纪出现的《法律选编》和《帝国法典》就已经使用希腊语编定了。帝国末期制定的法书《六书》（因分六册而得名）可以被视为古罗马立法传统与当时社会生活最好的结合⑩。
    此外，古罗马帝王崇尚知识的风尚在拜占庭有了很大发展。历代皇帝不仅积极提倡学术活动、兴办学院、推行免费教育、重金招聘教授，而且亲自参与各类学术活动，撰写学术著作。皇帝利奥六世曾是大学者逢提乌斯的学生，他涉猎广泛，宫中文士学者云集，以至留下“智者”的美名（11）；皇帝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Ⅵ Porphyrogenetos 912～959年在位）本人即是名垂史册的学者，他撰写的《宫廷礼仪》和《帝国行政》均为拜占庭文化珍宝（12）；皇帝曼努尔一世（Manuel Ⅰ，Commenos1143～1180 年在位）对古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公元90～168年人）的《天文学集成》颇有研究，并撰写了《天文科学》一书；曼努尔二世（Manuel Ⅱ 1391～1425年在位）则是一位优秀的神学家和哲学家， 他亲自著文参加神学辩论（13）；帝国末期的皇帝约翰六世（John ⅥKantakuzenos 1347～1354年在位）撰写的四卷本《历史》是研究这个时期拜占庭史最有价值的史籍（14）。这种君主亲自参加文化活动的现象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也不为多见。
    古典的希腊罗马文化对拜占庭文化的影响极为广泛，除了我们上述提到的文、史、哲、政治、法律、宗教等主要方面外，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如罗马时代极为普遍的沐池、圆形剧场和竞技场等在拜占庭并不少见，连典型的罗马式假日娱乐--24匹马拉战车赛在君士坦丁堡也很流行，当然在拜占庭帝国。人们已弃绝了古罗马竞技比赛中残忍的流血角斗。
    拜占庭文化与古代东方文化，特别是近东文化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近东地区（即小亚西亚及地中海东部沿海）是早期拜占庭帝国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拜占庭文化源远流长，密不可分。早期帝国著名学者，以弗所大主教约翰（John of Ephesus 6世纪人）就出生于美索布达米亚北部平原，他的《东方圣徒传》对于拜占庭学者了解东部人民生活习俗、文化背景有重要意义（15）；查士丁尼时代发生的关于“一性论”的争论则有助于东西文化的交流，至今仍有许多当时的文件是用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保留下来的；神学家马克西姆斯（Maximus Confessor 7世纪人）的神秘主义论著在九世纪即被译为拉丁文，对东方神秘主义宗教思想在西方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16）；拜占庭史学家哈玛托鲁斯（George the Monk, Hamartolus 9世纪人）在其编年史中记述了有关伊斯兰教传播的大量事实，清晰地反映了东西文化联系的密切性（17）。马其顿朝统治时期，民间诗人创作的《边防战士迪吉尼斯》是东西方文化交融发展的典型，这部作品中塑造的英雄人物迪吉尼斯在阿拉伯文学中找到了踪影，致使后代学者们对这部作品的起源争论不休（18）。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也把东方的影响带给了拜占庭帝国，使它在宫廷礼仪和艺术形式上表现出明显的东方色彩。如拜占庭人从埃及学会了镶嵌画艺术，并把这一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拜占庭的绘画大师们还从东方学会了油彩画，改变了传统的古希腊的蜡画和采用矿物颜料的壁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拜占庭帝国以商人、僧侣和手工工匠为中介入，从古代东方的广大地区，直至古代印度和我国接受了许多有益的文化。其中见诸史籍、广为流传的事例是，查士丁尼大帝支持景教徒（19）从我国偷盗养蚕技术和桑树苗，并在希腊南部建立了丝织业中心，该地因而得名莫利亚（Morea），意为桑树之地（20）。又如拜占庭作家、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 8世纪人）曾写过一部传奇小说，名为《巴拉姆和茹色芬》，一些学者认为，该书显然使用了佛教的素材，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看作是佛祖本人的生活素材为基督徒所利用的一个实例（21）。
    拜占庭文化在广泛吸收前代和当代人类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形式，它既源于古典的和古代东方的文化，但又不是简单地照搬，而表现出对诸种文化精华之兼收并蓄、融汇发展的特点，给拜占庭帝国注入了新的活力。
    拜占庭人不仅使前代先进文化遗产不为历史的尘积所淹没，而且也保护了这笔珍贵的遗产不为蛮族和异教文化所毁灭。它将诸种文化之精华变为自己的特点，并在中世纪放射出异彩，同时为自身的传播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