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霍布斯1608年牛津大学毕业后，作为大贵族家的家庭教师，陪随其学生多次出访欧陆，接触到欧洲进步的哲学圈子中人物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和迦桑狄（Plerre Gassen-di 1592～1655）等，他也担任过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的秘书。在他们影响下， 霍布斯形成了他的先进的唯物主义思想。但是他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的同时，却也使它“变得片面了”，从而具有突出的机械性的特点。三十年代末，他着手撰写他的哲学三部曲：以运动来说明自然现象的《论物体》（1655）、揭示人类认识过程的特殊物体运动的《论人》（1658）和阐述人类社会固有构成的《论公民》（1642）。但当时的英国，从斯图亚特王朝建立时起的国会与国王斗争的风风雨雨，正积聚为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斗争的核心是国家主权的归属：国王坚持王权至尊，不可分割；国会要求自主权利，王权应受限制。霍布斯有感于此，把上述三部曲中的后二部内容，在1640年写成《论自然和政治规律的基础》，以手稿形式流传他的政治绝对主义在该文中已有结晶式的表述，只是特别强调，人们相互间缔订“社会契约”、把权力交给单一的“个人”或“会议”时，自己就完全从政治上退了场。这份手稿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不能不招怨于斗争着的双方：王权维护者为他的“社会契的论”所激怒，国会方面则因他的绝对主义而更为恼火。因此，当查理一世的左右手、政教两方面的宠臣斯特拉福伯爵和劳德大主教被国会弹劾而被捕下狱时，霍布斯感到自己成了令人瞩目的人物，便胆怯地离开英国到巴黎。《霍布斯和英国革命》一文中，把霍布斯单纯地说成是由于“劝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放弃反对国王的斗争，毫无怨言地服从国王的统治”无效而出国，是不全面的。
    在巴黎，霍布斯与英国流亡者发生了接触，1642年，也就是查理一世在诺丁汉升起王室军旗掀起内战的那年，霍布斯写成了《论公民》，扩大了《论自然和政治规律的基础》中的同一内容，又详细地增加了有关教会与国家关系的论述。他认为，一个基督教的教会与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个物体，主权者应是这个物体的头，他有权解释《圣经》中的文句，裁决宗教纠纷和制定礼拜的仪文程式。这表明，他主张的政治绝对主义不仅是世俗的，也包括精神的。这种观点符合把国教作为专制统治精神支柱的查理一世的需要，却是反对王权专制的革命阵营中清教教派所不容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用“人的而不是神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的霍布斯，为什么仍然主张要有从属于主权者的教会？因为这种新兴的唯物主义在当时“仅仅适合于世界上的学者和有教养的人们”，还是一种“贵族的、秘传的学说”（11），对于广大的人民，包括还处于被压制地位的资产阶级在内，主权者仍然需要把宗教作为“社会的马勒”来约束他们。这是唯物主义的“有神论”，在当时条件下，能够为封建王权的统治起着张目作用的原因，“它被中等阶级所仇视，……也具有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12）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在英国革命后二百多年（1892年）时回顾说：这个新的学说，“随着霍布斯，它作为至高无上的王权保卫者登上舞台，并且号召君主专制制度镇压这个强壮而怀有恶意的小伙子，即人民”（13）。但必须看到，霍布斯的这种论述，也可以为资产阶级所接受，因为他们也是剥削者。因此恩格斯在同一篇论述中指出，当英国资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中微末的但却是得到承认的一部分”，后来又成了自己的“伙计，工人和仆役”的主人，站在“天然首长”的地位时，“已经参加镇压‘下层等级’、从事生产的广大群众，而用来达到这一目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14）。
    由此可见，霍布斯唯物主义的“有神论”，具有两重性，它与传统贵族利用宗教来维护封建王权和封建等级特权的目的是不同的。正由于这样，1666年，复辟王朝的首席大臣、共和主义者最凶恶的敌人克拉林敦（Clarendon 1609-1674）继迫害清教徒的《克拉林敦法典》之后，把霍布斯视为异端的无神论者，责成国会查禁《利维坦》。年已八旬的霍布斯害怕被牵连，烧毁了有关书籍，可他没有沉默，而是撰写了一篇对话形式的有关宗教的短文《关于异端以及对其惩处的历史论述》，明确声言，自从审讯异端的“高等法院”被废止（1641）以来，不存在什么惩处异端的法庭，他是不受任何指控的，何况按“尼西约信条”（15），他的著作《利维坦》中的论题也不是什么异端。不久，国会撤消了取缔“无神论”的法案。但从此，霍布斯的涉及“人类行为”的写作在英国不能出版，甚至那本最正统观点的《狴希莫斯--英国内战导因史》也得不到复辟王朝的认可，只好在国外印行（1668）。由此可见，查禁《利维坦》一事，决不象《霍布斯和英国革命》中所讲的那样是复辟王朝“政治生活中的倾轧”，而是打着宗教旗帜的政治迫害。
    至于弗兰西斯·培根因受贿遭弹劾的事例，只要联系当时（二十年代初）政治形势，就可看出，也不是王室“党派争哄中的风波”，而是下院中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用被专制王朝废弃了近二百年的弹劾这一武器，来抨击王室弊政，显示国会自主权力，从而限制王权的斗争表现。培根是王权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