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646-48年，国王的长子、后来的查理二世避居巴黎期间，霍布斯是他的数学教师，与英国流亡贵族的接触也较前频繁。可是1651年《利维坦》的发表既触怒了法国当局，也为英国流亡贵族所怀疑和不容。同年年底，霍布斯不得不返国。这又是为什么？
    法国政府之所以动怒，因为该书的最后两编《论基督教国》和《论黑暗的王国》猛烈攻击罗马天主教，批判“教权高于王权”和“教皇无过论”，认为这是把灵权置于俗权之上，从而触犯了天主教法国。
    英国流亡者之所以不容，联系当时形势，也不难理解。首先，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不同意过去政论家把僭主政治区别于君主政治的说法。他认为世袭的国王专制权力是正当的，任何持有最高权力的专制权力同样是正当的，“僭主政治”云云，是凭个人的好恶而作出的对主权持有者的评价，无非是说这样话的人所“厌恶”的一种君主政治。这种观点对疯狂叫嚣克伦威尔等人是“僭主式”的“弑君者”的英国王党来说，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其次，霍布斯还说，“人民对统治者所负之义务，于统治者丧失其保护之能力时，即不复存在”（16）。这一论述，在查理一世被处死、爱尔兰王党叛乱被镇压、查理二世武装复辟溃败的形势下，不能不使流亡贵族从中得出结论：霍布斯是在向新成立的巩固了的共和国谄媚，是为了说明对新主权者的归顺是合法的。《利维坦》的结尾，“回顾与总结”中，霍布斯也确有这样的意图。
    那末，这些论述是否与无条件服从绝对主权自相矛盾？并不如此。第一，上面提到，霍布斯的绝对主权论不在于主权的组织形式，即绝对主权的归属，而是在于绝对主权不可分割地持有；第二，按照霍布斯，人们缔约而立国，是为了防止“相互攻杀”，能得到保障，求得自我保全，保障既不存在，服从也就随之失效，这是合乎逻辑的。所以他在“人民的自由”（Liberty）一章中说：“人类自卫之权，本诸自然，无人卫之，必自卫矣。统治之权乃一国之灵魂，灵魂若与躯壳分离，则百体无由再受其指挥”（17）。因此，当恢复并重建旧王朝的绝对统治已毫无希望，旧的主权者不能再为人们提供自我保全的能力时，归服新的绝对主权的持有者克伦威尔，在霍布斯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
    《霍布斯和英国革命》一文不同意霍布斯的回国是“同情革命”或“归顺革命”，这涉及到对共和政治特别是护国政体的军事独裁的评价：它是革命的继续、发展和巩固，还是旧王朝复辟的前阶？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很清楚的是，霍布斯安然归国，平安地待在伦敦，不能说是“克伦威尔正率领英军，全力以赴镇压苏格兰王党叛乱和查理二世的武装复辟”，因为这些已经随着伍斯德战役的告终（1651.9）而基本过去，查理二世也已复辟失败，乔装回到了法国（1651.10）。霍布斯顺利归国，是因为《利维坦》中上面提到的为流亡小朝廷所不容的论述，却是为已经从纸面变为现实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专政所能接受的内容。就克伦威尔本人讲，这也是迎合他从伍斯德战役胜利归来，面临必须放剑入鞘，如何进行政治统治而思忖着“以国王为己任”的渴求。（18）
    这里还可以提供一个反证。 主张君主立宪的共和主义者哈林敦（Harrington 1611-1677），虽然他的“政权以财产为基础”的论点符合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独立派上层的要求，他还攻击过霍布斯，可是他提出“国家的奥秘在于均分和选择”，“分”和“选”交由两个机构掌握，这无疑是对个人专制的军事独裁的讽谏，因而他的《大洋国》（Oceana）在印刷中被克伦威尔扣压，后来通过克伦威尔的女儿的说情才得以出版（1656）。克伦威尔对《大洋国》的扣压，岂不是他对《利维坦》容忍的很好说明？
    1652年克伦威尔准备军事独裁时曾邀请霍布斯担任国务秘书，理由很简单，政治上气味相投。可霍布斯拒绝了。为什么？这是时代烙印--政治矛盾性--在他身上的表现。
    四
    综上所述，说霍布斯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彻底支持者，是“极端保皇党人”，正如说他是个纯粹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完全代表一样，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论断。霍布斯是个矛盾，这个矛盾是当时西欧和英国社会现实的产物。
    西欧自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广泛开展以来，“一统”的罗马教会垮了台，教廷的“大君权”趋于没落，各国封建贵族先后被慑服，继之而起的是，纯粹世俗的，独立于教会的和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主权。霍布斯的国家主权应是绝对的论点，是继意大利马基雅弗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0～1527 ）和法国布丹（Jean Bodin 1530～1596）之后的这一新思潮的写定和捍卫者。但同时必须看到，因为处于过渡性阶段，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新思潮不能不含有封建世界观的因素，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不可避免地结合着世界性的封建君主思想。因此，霍布斯的“统一主权”论，又不能不意味着是在整个欧洲还处于全盛时期的封建统治方式，即绝对君主制的反映。
    在英国，十六、七世纪时正经历着巨大的历史转折。亨利八世以来的封建专制统治，受到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的不断冲击，封建与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暂时平衡逐渐失调，据此而支撑着的王政统治随着呈现出危机，斯图亚特王朝最初两个君主的“王权至尊”论加深了这一危机。在这转折关头，有些人由于和旧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感情上不免有所留恋，但他们又耳濡目染着比较发展的手工业、航运业和殖民事业的兴起，不能不承认整个英国社会经济不可抗拒的发展前景，形成了新的社会观。霍布斯身上体现着这些人的矛盾心理，他的思想是这种矛盾状况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