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西方的年代学
    （1）古代西方国家的纪年法
    西方世界真正使用成体系的纪年法开始得很晚，希腊人用奥林匹克赛会优胜者纪年是公元前三世纪才开始的。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通用的耶稣基督诞生纪年是公元后六世纪开始制订到查理曼之后才逐渐流行的。现在我们关于公元前的年代当然都是后来推算的。
    但人类历史从有纪录时开始有几千年。自古以来各民族对于自己的历史传统都有自己的记忆和纪录方法，年代学就是要研究这些纪录的方法，研究其准确性以及如何将其纳入后来的纪年体系等问题。
    古代各民族关于自己民族起源和建国的记忆往往以神话传说的形式口头流传下来。对于重要大事发生的年代人们往往以英雄的名字来标志，例如说：雅典国家形成于提秀斯时代，来库古时代斯巴达发生了一次社会改革，努玛时代罗马人建立了法律、信仰和国家体制等等。最初各族人显然没有明确的年代观念，没有发明更好的办法来作标志。
    有了文字记录之后，许多国家开始记录当权的国王或执政官的姓名，记下在他们当权的时候发生的大事，这种记录积累下来就形成了以名年官为标志的年表和大事记。有的城用大祭司的姓名记年，例如阿哥斯城就用他们所崇奉的希拉女神的女祭司名记年。这种种记录起初显然是比较散乱不成体系的。
    进入古典时代以后，有些城邦觉悟到应了解自己的过去，整理古代记录成为一件重要的事。于是，搜集记录，编纂连续的年代记成为古代各国早期史家的主要任务。
    五世纪希腊史家沙龙编过一个斯巴达监国官名表。列斯堡岛人海兰尼库斯编过一个阿哥斯希拉女神女祭司名表。雅典人保有连续二百余年的执政官名表，西西里陶罗美尼城有一个包括上下三百年的主管官名表。古罗马人也有七王传说和共和国时期有几百年的执政官名表等。此外，古代东方诸国如古巴比仑、埃及、亚述、波斯以及马其顿和希腊化时代诸国都保有或长或短的统治者姓名及在位年数的列表。
    这许多统治者名表，作为年代记录都是史家藉以编纂历史的重要史料，但是这些史料在年代方面所能提供的东西有两个重要缺陷：第一，这些材料所提供的只有相对年代；第二，这些记录各有自己的纪元法，没有通用的纪元。这种缺陷使学者在利用它们时必须首先设法找出它们和后来通用的记年法的关系，才能使用。有些古记录，如果找不到联系，在年代学上就没什么用处。
    （2）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
    最古老最直接的纪年方法只能是相对纪年：即把要记的事件同前后已知或著名的较大事件联系起来，用它们之间的距离来表明该事件发生的时间。例如修昔底德记：“特洛耶陷落后六十年……彼阿提亚人……定住于现在的彼阿提亚。……再过二十年多利亚人和赫丘利的子孙们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Ⅱ1章）这里后两件事用著名的特洛耶战争为定年的标志。 修昔底德在第Ⅵ卷一章中谈及西西里岛诸城的建立时都是以叙拉古的建立为标志，例如说“吉拉城建于叙拉古后四十五年。”但叙拉古城的建立也无其他定年材料，只说希腊殖民者到西西里岛后第二年就建立了叙拉古城，如果没有其他办法找出特洛耶战争和叙拉古城建立的年代，这种记录在年代学上用处就不大了。
    波利彼乌斯记高卢人攻陷罗马的时间是在“羊河战役（15）后十九年，留克特拉战役（16）前十六年，与安塔客达斯和约（17）同时，当西西里叙拉古城僭主道尼修斯正包围意大利南部的利吉母城。”
    慎重的史家为了说清楚这一事件的年代，纵横连系了上下左右发生的几件大事。但所记仍是相对年代，不经其他材料辅助，就考核不出事情发生的时间距今多少年。
    事实上每一个记录下来的年代，只有能知道它们在今天的纪年体系中所占的地位，这个年代才有意义；也就是必须把相对年代换算成今天通用的纪年体系的年代--我们姑且称之为绝对年代--这个相对年代才能起纪年的作用。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相对年代的记录，能知道有这些人和事件，但不能确知它们在距今多久以前存在或活动过。因此，必须找到它们同已知的绝对年代相碰的证据，才能推算出它们发生的绝对年代。除了把各种年表互相参照找出联系外，天文学的证据给绝对年代的寻找带来最大的帮助。
    各古代民族的年代记上常在统治者名下注上他们统治时期发生过的大事，其中包括天灾、异兆、条约、日月蚀等等。这就使研究者有了推算绝对年月的一些依据。例如我们有亚述的一个名年官名表，上面排列了二百多年的名年官姓名），由于在某一名年官名下注明发生过一次日蚀，学者因而能在其可能的年代范围内推算出这次日蚀的准确年代。据推算这次日蚀应为公元前763年六月十五日， 这样学者们就算出了这个名表的年代为公元前893-666年（18）。
    又例如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28,1 ）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年发生了日蚀，据推算这次日蚀应为公元前431年八月三日， 这就确定了希腊史上一个重大事件的绝对年代，以这可靠的证据为支点可以推算其它事件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