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欢迎凡“属于基督的”商人，他们“宁愿与上帝同在而贫穷，不愿与魔鬼为伍而富裕。”他说：如果商人的“售卖是对邻舍的一种服务，它就必须受法律和良心的支配，多关心邻舍的损害，少注意自己的利益。”反之，如果高抬物价，恣意害人，就“不仅违背基督的爱，而且也违背天理。”（19）
    对于贷款取息，路德表示：“我们情愿并欢迎无息贷款。”作为基督徒，应乐于助人，且对出借给他人的财物，权当施舍，不应抱收回的念头。（20）
    其次，依照古法惯例，结合实际情况，路德认为：如果当事人自己控制物价和利率标准时，以能够维持适当的生活为目的，反对损人利己的剥削行为。
    路德说：“一个商人所收回的利润，足够补偿他的操劳和冒险，就是公道合理的。”另外，“最好的办法是按照普通市场的物价或邻近的习俗规定价格。”“应考虑货物来源的远近以及资金总有损失的危险，”但是，“商人应凭良心办事，不苛求邻舍，不贪得无厌，而只求维持适当的生活就行了。”（21）
    借贷若要获息，路德曾援引古法，认为获得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利息是可以允许的。但后来鉴于高利贷如洪水泛滥、且利率悬殊，严重地破坏了人们之间传统的关系；按照当时德国比较符合人民意愿的惯例，路德一再指出：“利率在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五是可以容忍的。若超过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三十、四十、六十……那简直与明火执杖的劫掠无异！”（22）
    第三，路德认为：“工作是获利的唯一正当方法”；为了抑制不法商人和重利贷款者的恶行，他建议政府必须组织经济管理，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
    例如，在市场管理方面，他认为主要是规定物价原则。为此，“最妥善的办法是由政府指派贤明公正的人士，先将所有的货物评价，然后再行定价，使商人获得合法的利润、维持适当的生活。”估价时，应考虑到“成本、操劳和冒险”等要素，“然后定一个公平的价格，或高或低”，主要使商人的“操劳得到代价”。（23）
    路德的建议，虽在当时纯属幻想，然而从中足见他的人道主义的良好愿望，广大劳动人民由于经常在商业和金融市场上吃亏上当，有着难言的苦衷，路德的建议，多少给了他们一些安慰。
    最后，路德还认为要借助法律武器，严惩经济罪犯，以做效尤。
    举这样一件事例，虽然是教会财产问题，但可以反映出路德对以不正当手段、侵吞他人财产的犯罪的鲜明态度。有一次，美因兹大主教阿尔勃莱特与其管家斯乔尼茨因钱财发生纠葛，前者依其权势，提前控告、先发制人，法院遂判处后者绞刑、悬尸两年。阿尔勃莱特有恃无恐、乘机吞并了斯乔尼茨的全部遗产。路德知此事后，甚表不平。阿尔勃莱特一方面大耍手腕，派熟人朋友从中斡旋，企图阻止路德著文、引起舆论哗然；一方面走上层的门路，贿赂诸侯，以防事发时有人圆场。面对此事，路德毫不踌躇、坚持公开揭露。他说：美因兹大主教千方百计地榨取教民膏血，恣意挥霍教会资财，为满足私欲，不惜诬陷同党、相互倾玉，真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犯”。路德还揭露这位大主教积极奔走诸侯及改教派的后门，妄图得到“特别的庇护”，不是做贼心虚，何必忙碌至此！对这种卑顽的敲骨吸髓之徒，不但应处以绞刑，而且还“应比斯乔尼茨的尸首悬高十倍”，方能惩一儆百，平息民愤。（24）
    三
    马丁·路德的经济思想是德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把它与为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服务的重商主义相比，显然是格格不入的。那么，路德的经济思想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在历史上又应占有怎样的地位呢？
    首先，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史的有关论述。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商业扩张的自然结果”，由于它力图效劳于资产阶级，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一种永恒不变的制度，从一开始，“它的额角上就打着最丑恶的自私的烙印”。（25）
    重商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史，不论它持货币差额论还是贸易差额论，都代表商业资本的利益，要求在封建王权保护之下的垄断贸易。它产生于十五、十六世纪英法等国，适应于海外扩张掠夺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发展初期的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这种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不过是“简陋的非科学的生意经”，（26）其代表人物比起后来的经济学家不过是“拜物教徒和天主教徒”。（27）
    到了十八世纪，在农业占优势的法国出现了重农主义学派，他们反对重商主义，否认交换可以产主财富，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第一次“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从生产领域寻求剩余价值的源泉，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28）
    随着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政治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29）“政治经济学中的路德--亚当·斯密”（30）终于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