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世纪史和近代史的分期定在何时？以什么历史事件为标志？这是史学界争论的重大课题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流行着“英国革命分界”论，亦有人主张“尼德兰革命分界”论。笔者认为，十六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标志着中世纪史的终结和近代史的开端。
    一
    探讨中世纪和近代的划分，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将社会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以便找出分期的历史界标。人类历史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发展所引起的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要划分这两个时代，势必要首先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母体内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亦应看到，新旧生产方式的矛盾冲突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人类历史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决不是什么纯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而是通过资产阶级进行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本阶级统治的政治革命来完成的。上述这些历史分期的依据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仅仅用政治革命的一般原理，还难以对各地区、国家各呈异彩的新旧时代交替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由于各地的封建社会机体结构既有共性，亦有各自不同的特殊性，从而决定了各地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有的始终将矛头直指封建国家机器，有的则首先打击封建教会势力；有的采用暴力革命告别了中世纪的驿站，有的则通过社会改革跨入了近代的门栏。因此，我们在探讨中世纪和近代史的分期时，应该从内容而不是从形式上、从本质而不是从现象上去考察历史事件，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时代中，选出一个能够深刻地反映新旧时代的巨大变革、具有重大影响并且取得首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中世纪和近代史的分期界标。而十六世纪的西欧宗教改革运动，则是这样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①。
    十六世纪的西欧，到处呈现出许多新旧社会更替时期的明显表征。资本主义萌芽经过近两个世纪的生长，由简单手工协作进入到手工工场的新阶段，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生产方式日渐解体。地理大发现不但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扩大，而且打破了地区壁垒，使联系一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形成。而面对西方人的侵略，亚非拉人民揭开了反殖斗争的序幕。经济关系的变动，导致了阶级斗争和思想意识的新变化，反对资本剥削的早期工人罢工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运动和宗教改革波飞浪涌，席卷西欧。人类历史面临着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伟大时代转折。既然世界近代史首先要研究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要研究资产阶级的反封建革命，那么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开始的十六世纪，就应该是中世纪终结和近代史开端的世纪，而贯穿在这个世纪中的宗教改革运动，则是特别突出，引入注目的历史分期界标。
    二
    新兴资产阶级反对罗马教廷的宗教改革，决不是天主教内部的神学纷争，而是一场变革封建制度的政治大革命。它之所以具有特殊的形式内容和一般政治革命的性质，主要是由西欧封建制度特殊的“二元一体”机体结构所决定的。这种结构主要表现为：封建制度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大体由世俗封建主义和教会封建主义二部分构成。二者势均力敌，彼此交替消长，既相互区别排斥而自成系统，又相互交融渗透而合为一体。和东方封建社会比较，具有它自己的特殊性。众所周知，东方大多数封建国家皆从奴隶制演变而来，新兴的封建主阶级几乎全盘承接并强化了奴隶制国家的专政机器，继承和更新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经验，同时又普遍实行土地国有制，为王权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故封建专制王权一开始就能行使强权，并且不断强化巩固。以中国为例，专制皇权肇始于秦始皇，“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命为制、令为诏”③。西汉时董仲舒搞君权神授，鼓吹皇帝“受天命而王天下”④，皇称“天子”，皇权至尊至上，遂成千古不变之定制，“天无二日，尊无二上”也就成了臣民必须恪守的信条。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相应成为专制皇权的精神支柱，支配着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在此历史条件下，宗教势力长期屈服于皇权，它虽偶尔能弄潮一时，却从未在政治、经济、思想诸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南北朝迄隋唐佛教盛行，寺院经济萌生各地，皇帝信佛者不乏其人，有的甚至削发为僧，去寺庙过一段晨钟暮鼓的生活。然而皇帝毁佛事件亦屡次发生，使宗教元气屡受挫伤，长期难以故态复萌。佛教、道教思想的传布，反而促使儒家思想不断更新。宋元以降，儒家思想成为哲理化的道学，敬天、法祖、尊君融为一体，儒佛道合于一流，更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受宗教影响极大的印度、阿拉伯等国，宗教势力仍然是王权的工具。总之，东方封建制度表现为“一元一体”的机体结构，宗教势力从未形成独立而系统的封建主义形态，世俗王权是封建制度的唯一总代表。因此，农民起义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矛头大都直指封建王权；而新兴的资产阶级要进行革命，势必要首先摧毁封建制度的核心专制王权。
    西欧封建制度“二元一体”的机体结构，是由其封建社会形成中的特点决定的。西欧封建社会是由文明程度较低的蛮族在奴隶制废墟上建立。在奴隶农民起义和蛮族入侵的交相打击下，罗马帝国奴隶主阶级的国家机器、法律和统治思想被一扫而光。中世纪“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⑤。新兴的蛮族封建王权一方面受到军事民主制残余的束缚；同时对教俗封建主的土地分授以及层层分封又使它缺乏牢固的物质基础，唯一可以求助的只有教会及其神学思想；而失去了奴隶制国家保护的教会，为获得支助亦积极靠拢王权。二者相互勾结利用，两股封建势力几乎是平衡发展。756 年“丕平献土”，教皇国诞生，标志着“二元一体”政治结构的初步确立。尔后在克吕尼改革中，教皇格利哥里七世系统地阐述了教权至上的理论，宣称：教皇“享有使用帝王仪仗之权”，“有（上帝）所赋予废黜帝王之权”⑥，以便集政权教权于一身，与世俗王权对抗。此后，教权超乎于俗权之上，至英诺森三世达到高峰。他狂妄叫嚷，“教权是太阳，君权是月亮”，君王统治自己的国家，而教皇则统治全世界⑦。至此，教会独立的封建主义形态正式形成。在政治上，罗马教廷实行以教皇为首的封建中央集权制，教皇有权制定、修改法律，决定教区的划分；教皇还通过任命，在其下建立了大主教、主教、神甫等组成的封建教阶等级制。在各国领土上星罗棋布的大小教区，实际上是听命于教皇的封建行政区；教会还拥有法庭、监狱，可以更改国家法庭的判决。教廷不断粗暴干涉各国内政，它同德意志皇帝的权力斗争达200年之久；教权还广泛地渗透到各国俗权中去，许多高级僧侣或为政府高级顾问、官员，或为选帝侯，直接参与俗权统治。教会还是西欧最大的封建主，占有西欧可耕地的三分之一，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教会神学思想是封建统治思想的主体，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与东方不同，西欧的教会不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且它本身就是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世俗封建主义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二元一体”的封建结构。这对立统一的两部分为争权夺利而常常冲突，然而其阶级本质又是一致的，对阿尔比异端和捷克农民战争等人民反抗的镇压，对中近东的十字军侵略，都是二者狼狈勾结所表演的丑剧。从对社会发展之作用看，教权是“二元”中的反动部分，它以超国家的权力和组织，把西欧联结成一个庞大的封建政治实体，对各国人民实行封建国际统治，它在中世纪中的万流归宗的地位，使其成为封建制度的总代表。十六世纪，当王权成为暂时的促使社会发展的进步因素时。教权却完全成为阻碍资本主义前进的顽固堡垒。
    西欧封建制度“二元一体”的机体结构，不但决定了西欧农民的反封建斗争总是以矛头首先对准教会的异端出现，而且决定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必须分两个环节才能完成。首先，“要在各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指教会）”⑧，铲除教权这个“二元”中的反动组成部分，然后才能在一国内推翻世俗封建政权，建立资产阶级统治，完成对封建制度的最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