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反映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希罗多德的《历史》以记述政治史和军事史为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记述了一些国家、民族的生产、经济状况以及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报导了埃及人和新巴比伦人搞水利灌溉、农业生产和经济生活状况，报导了埃及的财政金融情况（337），以及埃及人、 斯巴达人的等级和职业世袭情况，还报导了波斯人和斯巴达人新王登基时免除对国王和国家债务的惯例。他写了生活在黑海两岸的斯奇提亚人的游牧经济的生活方式，说他们不事农耕而以畜牧为生；他们不建立城市和农村，而以车为家随羊群而游牧；因此他们是擅长于骑射和游击战的民族。他注意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强调指出埃及、新巴比伦和波斯帝国富饶、强盛和文化发达是由于有高产的农业、发达的手工业、运输业和兴盛的对外贸易。埃及、新巴比伦之所以能大兴土木建造那么多奇迹般的工程，就是以丰盛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为基础的。他还注意到古代经济的奴隶制性质，揭示了古代国家向外扩张侵略的经济动因--掠夺财富、人口和占领土地，成百次地报导抓俘虏、将俘虏和债务人变成奴隶，以及驱使奴隶劳动的情况。这就揭示了古代社会的奴隶制性质，揭示了古代国家之间的战争是属于奴隶制国家之间的战争。
    （5）反映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希罗多德经常记述一些奴隶制国家统治者对劳动人民残酷压迫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以至爆发阶级斗争的情况。例如，他报导了埃及法老歧欧普斯和凯普伦大肆建造宏大的金字塔，弄得民不聊生，民愤极大，“埃及曾有一百○六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关闭了如此长久的神殿也从来没有开过。人民想起这两个国王时恨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很不愿提起他们的名字而是用牧人皮里提斯的名字来称呼这些金字塔……”（333）。他记载了埃及发生的一次士兵起义，士兵推举将领阿玛西斯为王，杀死法老，夺取政权。希罗多德常常以同情的态度去记述人民反对暴君的斗争。亚述帝国的被征服人民“为了争取自由而拿起武器来对亚述人进行战争，他们的英勇战斗使他们挣脱了奴役的枷锁并变成了自由的人民。美地亚人的成功榜样使其他民族也随着起来反抗了”（216）。各族人民纷纷起义，挣脱亚述帝国的奴隶制枷锁， 终于使骄横一时的亚述帝国崩溃。他还以同情的态度记述了波斯暴君冈比西斯死后，被统治的各族掀起民族大起义，十几个民族一时都曾摆脱波斯的统治。希罗多德记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阿尔哥斯由于在跟斯巴达的战争中遭到惨重的创伤，导致奴隶掌握了政权：“阿尔哥斯的成年男子却损失到这种程度，以致他们的奴隶竟掌握了一切；他们取得政权进行统治，直到战死者的儿子们长大成人的时候。到那时，这些人便为自己恢复了阿尔哥斯并且把奴隶们驱逐出去。”其后奴隶发动对阿尔哥斯奴隶主的战争，“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当中，他们相互之间都在进行着战争，直到最后，阿尔哥斯人好不容易才把奴隶们制压下去。”（601-602）希罗多德如实反映阶级斗争的写法，具有唯物史观。
    （6）朴素的历史因果观。希罗多德开宗明义地表明“把纷争的原因记载下来”是自己写历史的重要目的。所以他在《历史》中常常探索纷争的原因和各种矛盾的原因。尽管他的因果观是幼稚的、杂有唯心主义，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例如，他认为斯巴达好战的原因是来库古立法和“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的强大民族。他虽然未能从斯巴达国家的本质来观察好战的原因，但已把斯巴达的好战跟它的政治制度和国力联系起来了。至于希波战争的原因，他虽然记载了传说的远因--希腊人和腓尼基人互相抢劫四个美女，但并没有把它作为战争的真正原因。他的《历史》把波斯帝国的扩张侵略威胁到希腊城邦的独立和以雅典为首的城邦为了维护自身独立看作是希波战争的真正原因。希腊战胜波斯的原因，他认为波斯军队虽众，但出师不义、军队成份复杂、士兵被迫出征、士无斗志、指挥无能、劳师远征、地形不熟，因而战败；而希腊城邦军队虽寡，但师出正义、士气高昂、指挥英明、以逸待劳，特别是士兵享有公民权，因而胜利。他认为国家兴衰与君主智愚的关系甚大，英明的君主能兴邦，昏庸的君主能败国。他认为继承东方文化是希腊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总之，他的历史因果观中含有不少唯物史观。
    （7）较为平等的民族观。希腊奴隶主的民族偏见甚深， 他们视东方人为蛮族、天生的奴隶。希罗多德是一位有民族感情但无民族偏见的历史家，他经常肯定和赞扬东方美好的东西，特别赞扬东方人的文化和智慧，视东方是人类文化和智慧的摇篮，说希腊文化多源出东方。他指出，埃及人首先创造了太阳历，希腊字母源于腓尼基。他称赞波斯人教育孩子的办法是贤明的；称颂巴比伦人将出嫁女儿的钱送给丑姑娘办嫁奁，让丑姑娘也能嫁出去，是一种最聪明的风俗。用平等的民族观来观察历史上的民族，这是唯物史观。
    （8）进步的政治观。希罗多德是一位具有民主政治思想的历史家。他非议暴君和僭主，歌颂民主政治。他歌颂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说民主制下的公民享有民主自由和平等权利。他认为雅典的强大是由于废除了僭主政治和实行了民主政治，“雅典的实力就这样地强大起来了。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的统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因而这一点便表明，当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象是为了主人作工的人们一样，他们是宁肯做个怯懦鬼的，但是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了。”（545）他借别人之口赞扬民主政治：“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声名，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那样也便不会产生一个国王所易犯的任何错误。”（398）进步的政治观使他能比较客观地认识历史的发展和演变。
    （9）注意反映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 希罗多德写到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时都注意写它们的自然环境。他不是以诗人情调去描写奇峰异景，而是以经济观点去写自然环境对人类生活和人类社会的作用。他指出自然条件的优劣对劳动生产率、生产发展速度、文明发展的快慢、生活方式、社会发展的程度和国家的强弱都有重要的影响。他强调指出，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由于土壤疏松肥沃、溉灌便利、气候温和，尚在生产工具十分原始的情况下，不需花费很大的劳动，农业就可高产；在丰饶的物质条件下，为国家的强盛和光辉灿烂的东方文化奠定了基础。在这里，他揭示了东方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发祥地和文化摇篮的客观条件。希罗多德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开创了把自然环境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因素之一的唯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