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深刻揭示奴隶主阶级的本性。奴隶主阶级是历史上最野蛮、残暴的剥削阶级，他们身上充满着自私、肮脏、卑鄙、无耻、残暴等种种缺德的东西。希罗多德无所畏惧地秉笔直书，在《历史》书中对这些东西进行了无情的大量揭露。他揭露和批判了帝王的专制残暴。例如，他在歌颂大金字塔的宏伟壮观时，指斥了专制君主强迫千百万人民在烈日曝晒和鞭笞下劳动，弄得民穷财尽、伤亡累累。他指出埃及君主涅科斯开凿贯通地中海和红海的大运河时折磨死了十二万人。他愤怒地揭露波斯暴君冈比西斯的暴行：冈比西斯曾把一个男孩当着他父亲作活靶子来射击；他活埋了十二个知名人士；他在出征埃及时为了防止弟弟篡位，竟将弟弟秘密杀死。指出“冈比西斯是一个疯狂程度甚深的人物”，他“做出了许多这类疯狂的事情”（377）。希罗多德还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当权人物卑鄙无耻的行为。诸如， “歧欧普斯是这样寡廉鲜耻的一个人，由于没有钱，他竟使自己的女儿去卖淫以便勒索报酬”（333）来建造大金字塔；女王阿尔铁米西亚在萨拉米海湾海战中的背叛，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骗得波斯皇帝的荣宠（760）； 在萨拉米海湾海战中指挥战胜波军的雅典英雄铁米司托克利斯，却在党争失败后叛国投敌，充当波斯帝国的走狗。希罗多德对这一类缺德的人和事挥动了无情的史笔给予深刻的揭露和鞭挞，其意在于让千古后人认识人间的一些丑事，以儆效尤。可是，此举却遭到古今一些史家的非议，认为他常常记述一些令人愤慨的野蛮、残暴、卑鄙、可耻、变节和背信弃义的事件，是一位存心险恶的卑劣的没有道德准则的历史家，甚至说他是以抹杀人类一切美德和诽谤人类为快乐的历史家。①这种攻击显然是不公允的。因为奴隶制是罪恶的制度，野蛮、残酷、肮脏、卑鄙、虚伪、奸诈、变节、背信弃义等等缺德行为是奴隶主阶级的本性，光明正大、大公无私和勇于自我牺牲的崇高品德对于奴隶主则是偶然现象。奴隶主阶级在政治舞台上是主角，他们支配着奴隶社会。因此，在以政治史为骨干的历史著作中，如实地揭示奴隶主阶级的罪恶本性，也是自然和必要的。希罗多德并非没写英雄人物的功业和美德，例如他在写希波战争的几大战役时，着意地歌颂了希腊官兵的英勇善战、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但这类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在奴隶社会毕竟是少的。因此，在希罗多德的观念中，弱点、缺点乃是人类生活中的常规，而美德却是例外，故他多写人们的弱点和缺点。这样做是出于他的观点，而非险恶用心。再者，他写史的出发点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和垂训后世，也可足证非议者的论调是缺乏根据的。
    （二）
    由于缺乏历史借鉴和唯心史观影响，希罗多德在史学方法上还存在许多缺点，诸如重文轻史，热衷遗闻轶事、赘述民间琐事、将神话故事作为历史、岔笔过多枝节蔓生、时间观念模糊等等。这些都影响了《历史》的科学性。但是，他能够写成《历史》这部含有唯物史观的历史巨著，必然有其宝贵的成功的治史方法。由于希罗多德心怀写史宏愿、具有正确的写史指导思想和求真精神、并有唯物史观和良史之才，因而创造了好些宝贵的史学方法。
    （1）周游列国，实地考察。希罗多德不是史官，缺乏研究历史的良好条件，所以他不是一个埋头故纸堆的历史家，而是一个周游列国的历史家。他生于小亚细亚的多利安人殖民地哈利卡纳苏城，出身名门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由于受叙事诗人叔父的影响，酷爱文学和历史，立志写一部希腊民族发展史。当他三十左右岁，为了搜集史料，以经商和教书的收入为旅费，往西横渡地中海，经希腊本土、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伊比利安半岛，转而东向到埃及，再到达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城和波斯首都苏萨城，然后北去里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地，再转到色雷斯和希腊半岛。总而言之，他几乎周游了当时希腊人心目中的全世界。希罗多德的史著之所以写得逼真生动，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实地考察了众多历史地点以及遗址、遗迹和遗物。
    （2）多问博闻，寻根究底。希罗多德不仅多看，而且多听多问。他在所到之处都向各种人了解当地的历史，特别是访问历史知识渊博的高僧。僧侣是知识阶层，大都掌握地方的历史掌故。他虚心地向高僧求教，因而获得了大量历史材料。他在调查过程中，一旦发现某个重大历史问题需要弄清楚时，便改变行程，不惧远道去寻根究底，专程核对史实。例如，当他在埃及首都孟斐斯听到僧侣提供一些新的史料时，他“甚至为了这个目的到底比斯和黑里欧波里斯去，专门要去对证一下那里的人们所讲的话是不是和孟斐斯的祭司们所讲的话相符合。”（276）
    （3）广记实录，兼收并蓄。希罗多德写史的原则是“有闻必录”：“至于我本人，则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691）因此，他的《历史》成为一部资料宏富的小型百科全书的著作。这个原则使得各种各样的史料不致因作者的主观认识和爱恶而有所偏颇。近现代考古发现证明希罗多德提供的好些曾被人怀疑的内容是真实的。当然，这种写史原则一旦处理不好，也会令史著犯“杂芜”的毛病。
    （4）有述有作，行文直率。希罗多德并不是单纯地转述听来和抄来的东西，而是将它们经过一番精心的加工整理，即按照自己的史观和史法进行创作，按照自己既定的史体系统化、故事化和文学化。希罗多德不是一位隐晦的历史家，而是一位明朗的有话必说的历史家。他经常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评论。每当他发表意见时都申明说：“在这里，我不得不发表自己的一个见解，虽然大多数的人是不会喜欢这个见解的。可是，如果在我看来是真实的见解，那我是决不能把它放在心里不讲出来的。”（683）历史家不能以客观主义态度去写历史，必须发表个人见解。当然，作者的见解应当渗透到历史内容中去，不应象希罗多德那样常常生硬地外加说明。
    （5）考证史料辨别真伪。希罗多德搜集的史料是宏富的， 但他并非不辨真伪地兼收并蓄。他对史料进行考证，辨别真伪，实行取舍。他注意比较各家说法之异同，从中剔除伪史，保存信史。他的辨伪方法是多样多种的，而比较多的是靠他的直观认识，“在大多数的情形之下，他们都是用事实证明给我，他们所讲的话是真的。”“他们所谈的关于他们的国家的事情，在我看来完全是入情入理的。”（277）他常通过实地考察来辨别史料的真伪：“由于我亲身上行直到埃烈旁提涅去视察并且对于从那里再向上的地区根据传闻加以探讨；结果我所能知道的全部情况便是这样。”（287）他还运用了逻辑推理来鉴别史料：“从这一事实加以推论，埃及人便放弃了先前的说法，并承认普里吉亚人是比他们更加古老的民族了。”（276）可见，他的考证是颇为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