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范围看，文明与国家产生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苏美尔、埃及、中国、印度、克里特岛和美洲最早的国家直至后来的雅典等都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③。居鲁士创立的波斯王国，可能还有后来的罗马等国则是在氏族部落阶段即遭到外族统治（波斯各部落沦于米底王国治下；罗马人公社受制于伊达拉里亚人等），后来在反抗外族统治的过程中发展为国家。反过来的情况也有，尚处于氏族社会阶段的斯巴达征服先进的迈锡尼居民，在征服过程中自身组成为国家。日耳曼人诸部落征服罗马虽亦属以落后征服先进，却是综合双方因素组成更高社会阶段的国家。阿卡德、亚述、赫梯等国，都是游牧部落转入定居后受邻近国家先进文明的影响而加速自身立国的过程，然后又后来居上征服邻国。分布于东起西伯利亚经中亚、里海黑海多瑙河北岸，西迄西班牙的广阔条带形地域的游牧部落在公元前二千年代进入青铜时代，其中有些部落（如西班牙的原伊比利安部落、南高加索部落、伏尔加河一带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部落等）转向定居、兼营农业、筑城为防，于公元前一千年代进入铁器时代后建立起国家。④由此可见，国家产生的形式可能不只有三种，典型形式更不只限于雅典。
    关于古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
    人类的发祥、文明的诞生都是从点到面，仿佛水面的涟漪层层扩展。人类的发祥地起初只有东非、南亚、东南亚的几个点，连在一起大约成一三角形，后又扩展到南非、西欧、东亚、印尼的更多点，连在一起大约成一方形。此外的地区则是茫茫榛莽不见人迹了。文明之产生也是如此，各族各地进入阶级社会的时间参差不齐。公元前四千年代中叶，首先产生了埃及（公元前3500年）和苏美尔文明（公元前3500年），此后一千余年又相继产生了印度河流域文明（公元前2500年）、中国文明（公元前2100年）、爱琴文明（公元前2000年）。这些文明好像是黎明时的晨星稀疏地分布着，而紧挨着他们周围的广大部落仍处于野蛮或蒙昧阶段。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以后，中国商朝版图扩大成为文明大国，印度文明扩展到恒河流域，近东又出现了亚述（公元前2500年）、米丹尼（公元前十六世纪）、赫梯（公元前十七世纪）等新的奴隶制国家。这时广大的欧洲和美洲的部落仍处于原始社会时期。公元前一千年代文明圈进一步扩大，希腊城邦（公元前八一六世纪）和罗马城邦（公元前六世纪）相继建立。美洲在公元初期才产生玛雅文明。但原始公社制仍在中欧、北欧、北亚、南非和美洲、澳洲的广袤地带占着统治地位。古代文明圈这种层层扩展的过程充分表明了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诚然，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纵贯古今，但越在古代越为明显。这是因为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程度较大，更难于冲破山川阻隔，而往往是局促一隅，处于一种“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自身社会的发展速度和受到外界先进文明影响的速度均较迟缓。所有这些无疑都加剧了不平衡性。
    当然，这不是说古代各族都各自安处不相往来。恰恰相反，生产力的低下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古代造成两种重要的历史现象，即民族迁徙和殖民运动。公元前三千年代末和两千年代初期，库提人（两河流域东北山区部落）、埃兰人（伊朗西部部落）和闪米特语系的阿摩利人等部落对两河流域苏美尔国家的不断侵袭，印欧语系部落集团向小亚、印度、巴尔干半岛的移徙，最后于公元四世纪末由匈奴人东迁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式的大移动，都是民族迁徙的突出表现。殖民运动的典型例子则是公元前一千年代初腓尼基等巴勒斯坦沿海城邦和希腊诸邦的大殖民。古代的民族迁徙和殖民运动二者固然有许多相异之处：如前者表现为整个民族或部落集团的移动，而后者则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一部分居民的流动；前者客观上虽也促成文明在更大范围内的扩展，但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并造成被侵犯地区的巨大破坏，后者则较少破坏性。但二者也有重要的共同点，即：1.就其原因而言，马克思在《强迫移民》一文⑤中所揭示的“过剩人口对生产的压迫”，对二者都是适用的。古代“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游牧部落“人口的增长，使他们彼此削减生产所需的地盘。因此，过剩人口就不得不进行那种为古代和现代欧洲各民族奠定基础的充满危险的大迁徙”。2.均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相联系。民族迁徙以农耕定居部落与游牧部落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化为广阔的背景。殖民运动则是以广大后进的或“政治边缘地区”（如黑海沿岸、意大利南端或地中海西部沿岸等）的存在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