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发展的多中心与中心之转移
    此所谓“中心”，是指世界上的一些地区或国家由于在历史发展中处于某种先进地位因而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对其周围地区产生一定的凝聚力和重大影响。人们有时也用“重心”一词来表述这种现象。其实“中心”和“重心”的主要词义是重合的，当然也不尽相同，重心有时表示历史活动集中的地点，但未必是中心。
    “中心”现象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古今皆有，但古代有其特殊性。
    （1）古代文明中心在开始便是多发的，而且是互不相关地独自发生的。 作为文明先驱的“农业革命”就是在近东、东南亚、美洲几个地区独立发端的。这些地区大体都处于南纬10°到北纬40°之间，在地理气候大体相同的条件下自发地产生了相同的历史现象。文明也是如此。各文明古国也是在大河谷地、沿海沃原等大体相同的优越条件下独立发生的。这些文明区产生后，就像轮毂一样辐射式地向其周围散布影响，形成一个边缘并不很明确的“圈”。例如巴比伦尼亚文明影响及于北方的亚述以至高加索山麓、东北方的埃兰和伊朗、西方的小亚和叙利亚。两河流域的高度文明在公元前3500-1500年间通过条条商路集聚了这些地区的物资和人力⑥，又促进了这些地区的文化进步。这种影响在文字系统上得到反映。如苏美尔人首创的楔形文字，后来也成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布拉人、迦南人、赫梯人和胡里特人的文字。众所周知，在公元前四千年代末到二千年代中期苏美尔人、闪米特人、赫梯人、胡里特人这四支人在文化上的交流是以两河文明为中心的。同样，也可以画出其他古代文明的影响圈。埃及（古王国时代）：南至第一、二瀑布之间的努比亚，西达利比亚，北抵克里特岛，东北至巴勒斯坦。印度河文明（公元创2550-1550年）：南至纳巴达河下游，东至旁遮普的鲁帕尔，西北至今信德的朱代卓达罗和阿拉伯海岸。克里特文明（公元前2000-1450年）：西达巴尔干半岛东南沿海地带、基克拉迪群岛，东至小亚西北海岸，等等。
    （2）每一文明中心的影响范围均极其有限。 一是因为受到铜与青铜时代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再则，古代文明一开始便与畜牧、半游牧和游牧部落间杂并存，河谷绿洲之间为草原、沙漠山川所阻隔，这些对文明圈的扩展都起了妨碍作用。文明中心辐射范围的局限，决定了古代世界不可能有单一的或极少数的中心。
    （3）文明中心的转移。
    古代近东和地中海世界的文明中心有三次明显的转移。
    第一次：公元前二千年代进入青铜时代后，一方面，古老的文明中心社会矛盾激化，国势日衰；另一方面，印欧人（其中包括赫梯语人）开始向小亚迁徙（二千年代初）、希克索斯人对埃及的进犯和统治（公元前1720年-1570年），以及米丹尼（胡里特人，公元前十五世纪时强盛）、亚述（闪米特人，公元前十五世纪后中亚述时崛起）赫梯（印欧人，公元前十五世纪中叶起开始强盛）等国相继兴起，改变了近东的形势，终于促使上古文明中心自两河向西，即两河西北、小亚东部和地中海东岸转移。
    第二次：公元前一千年代，世界上古史因进入铁器时代而发生重大变化和转折。东方的一些国家依靠新兴之势和优势的铁制军事装备相继建立起庞大的亚述、新巴比伦和波斯帝国。它们靠武力兴邦，缺乏紧密的向心联系，统治均不长久。亚述帝国从公元前746年到605年历时百余年，新巴比伦从公元前626-538年不足百年，波斯盛时只有从公元前522年到480年的几十年光景。因此，它们不能改变东方的历史中心。波斯帝国的首都虽在苏萨，但经济与文化中心却仍在帝国西部。与此同时，古典世界的希腊城邦在东方文明长期发展的背景下，在铁器时代的新起点上，后来居上地出现于文明舞台。这两方经过古代世界的第一次大战（希波战争）的较量，终于使以雅典为首的先进的希腊城邦成为地中海世界和近东历史发展的中心。这一中心的范围在“希腊化”时代达到了最大规模。
    第三次：新兴的罗马城邦于公元前六世纪崛起于意大利半岛、布匿战后雄踞西部地中海，到公元前一世纪末终于成为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从而取代希腊成为地中海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以罗马为中心的“罗马化”的范围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东达幼发拉底河，西抵不列颠，南到埃及和努米底亚，北至多瑙河北岸）。但罗马远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唯一的中心。相反地，公元一至二世纪与罗马并存的还有三大帝国，即安息、贵霜和东汉。四大帝国并列于西起不列颠东迄东亚大约在北纬20°-50°之间的一条长长的弧形地带上，并分别为各自地区的文明中心。
    从上述可见，历史发展“中心”的变迁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民族迁徙、先进国家与后进国家之间的斗争与交替密切相关的历史现象。它标志着历史潮流“汇溪全河”、“后浪催前浪”式地向前发展，也表示着某种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形态在一定范围内的扩展。只有这种扩展到了最大限度，以致该生产方式的内在潜力耗失殆尽之时，才开始被另一种生产方式代替的过程，世界历史便又步入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