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恩格斯的意思是明确的，斯巴达在其全盛时代还不知道有家庭奴隶，而主要生产者黑劳士是农奴，因此斯巴达应该是封建社会。可是，这样就引出许多矛盾来。就是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为什么一些城邦是奴隶制，另一些城邦却是封建制？两种社会制度不是前后相继，而是并存于希腊的古典时期，这就令人费解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最后一章里确认：“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20）。这个结论就与赫罗泰（黑劳士）是农奴的说法相矛盾。因此， 应该说把赫罗泰定为农奴是搞错了。
    但是，我们再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起源问题，又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认为奴隶制和农奴制可以同时产生同时并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引用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的一段话：“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 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2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是在家长制家庭（即现代家庭的萌芽）中就已经包含着农奴制因素。农奴制因素不是继奴隶制之后，而是在原始社会末期与奴隶制因素一道产生的。恩格斯在1882年12月22日致马克思的信中也同样说：“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例如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22）。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奴隶制因素和农奴制因素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这样就合乎逻辑地推论出，在原始社会解体之后，一些地区或国家进入奴隶社会，一些地区或国家进入封建社会。在希腊，一些城邦是奴隶社会如雅典、科林斯等；而另一些如特萨利亚那种通过征服当地居民建立起来的城邦则是封建社会，斯巴达也应属于这类城邦。这样推论的结果，就与五种生产方式前后相继的公式发生矛盾。究竟哪种观点正确，似乎难以定论。如果我们不作上述那种理解和推论，把农奴制放在奴隶社会之内来对待，看是否有道理。恩格斯说：农奴制和依附关系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的封建形式，似乎可以理解为：农奴制和依附关系不是中世纪封建社会所特有，在奴隶制之下也照样会有。因此，象特萨利亚和斯巴达的农奴制就不是封建社会里的农奴制而是奴隶社会里的农奴制了。这样就合乎逻辑地得出被恩格斯定为农奴的赫罗泰（黑劳士）就应该是奴隶社会里的农奴，本质上还是奴隶，只不过是变相的奴隶或者说是另一种类型的被剥削者。这种理解倒是比较符合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但也会引出矛盾来。因为黑劳士是斯巴达的主要生产者，除黑劳士之外就没有奴隶了。如果黑劳士不是主要生产者，又另外还存在奴隶，那末，把斯巴达说成是奴隶社会，还算言之有理，而把一个主要生产者（黑劳士）是农奴的社会，说成是奴隶社会，就显得是逻辑混乱。历史上难道有以农奴为主的奴隶社会吗？
    由此可见，赫罗泰（黑劳士）的身份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它牵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可能产生的观点，就牵涉到如何理解马克思在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所提出的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公式问题（即指“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向前发展的几个时代”这一句话）。其中以胡钟达先生为代表提出一种理解，认为继原始社会之后，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不是前后相继，而是代表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是前资本主义时代阶级社会的三种类型。若用图表示则为：
    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奴隶制因素和农奴制因素可能同时产生同时并存的观点，就为胡钟达先生的上述理解提供了理论根据。只要我们把古代的生产方式和封建的生产方式放在同一社会发展阶段，赫罗泰（黑劳士）是农奴这个难题似乎就迎刃而解了，就不足为奇了。在古希腊并存奴隶制和农奴制，似乎就成为无可怀疑的了。然而，这毕竟只是一家之言，不能认为就是绝对正确的。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4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页。
    ③④顾准：《基督教·希腊思想和史官文化》，《晋阳学刊》，1981年，第4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69页。
    ⑦见吕绍纲：《中国古代不存在城邦制度》，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⑧《雅典政制》第4页。
    ⑨⑩（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2页、第113页、115页、105页。
    （14）《列宁选集》第4卷，第5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22页。
    （16）（17）（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3页等335页、213页。
    （19）见廖学盛：《希腊城邦制度》读后。《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第89页。
    （20）（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号172页、5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31页。
    （23）见《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胡钟达先生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