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正确处理对待西方史学遗产的问题
    对从古及今的西方史学遗产的批判与继承问题，是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西方史学传统的内容包括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史料学以及历史教育等等，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诸多方面中，史学家史学流派对历史的认识又居于核心的地位。因为对历史的认识既反映了他（他们）本身的史学观点，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他（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水平，是史学家进行工作的指导思想，轻视或忽视史学家史学流派的理论思维，就不可能对任何史学观点、史学方法、史学著作乃至史料工作的特征和意义获得正确或比较正确的认识，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从而达到明辨是非，去伪存真，去芜取菁的目的。
    如何区分精华与糟粕，这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又应当首先解决的认识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西方史学，除少数包含有唯物的或辨证因素外，几乎无一例外是属于唯心主义体系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形成以后，唯心主义史学也仍然占有强大的阵地。列宁在评论唯心主义思想时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我们对这段话的理解是：任何思想、观点，不论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都是历史的产物，甚至是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考察他们不能脱离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条件，既要看到它们所受的时代的、阶级的、以及个人认识能力等等局限性，又要看到思想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和相对独立性；某种观点对当时思想文化乃至政治、经济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在今天的意义。凡在历史上产生了有益的社会效用或在现代仍有积极意义的思想成果，都应当看作是精萃的遗产。这一标准，对于史学，亦不例外。
    还要看到精华与糟粕的分野一般不是泾渭分明，壁垒森严的。历史上就很少纯之又纯，完美无疵的史学观点或流派，更多的是菁芜驳杂，良莠并存。对于精华与糟粕，既要加以区别，又要联系起来考察，通过爬梳剔抉，方能进行评价，知所取舍。我们所理解的继承，不等于原封不动地全盘接受，或客观地介绍。所谓肯定，应当首先是历史的肯定，然后在吸取其精华，舍弃其糟粕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创新。所谓批判（这原是一个外来语），按其本义，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一笔抹煞，而是砂里淘金，去粗取精，尽可能地化无用为有用，从思想的渣滓中找出合理的、对我们有益的、有参考价值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对待人类文化遗产方面已作出了光辉的范例。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探讨历史认识的根源、时代意义和社会作用的指导原理与方法。但是正确的原理与方法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探讨与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代替史学研究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条件下对某一史学流派，某一史家，某一史著所作的按语，不等于对它们的总体评价。如果以上的认识可以成立，那么，在经历十年动乱后的今天，我们对待西方史学传统时，必须进一步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不以今天的价值观念作为进行判断的准则，既要反对贴标签、套公式、简单化、片面化的教条主义和从臆造的模式出发，任意剪裁和歪曲史料为我所用的主观唯心主义；也要反对罗列现象，堆砌材料，不接触事物本质的经验主义；而应当从我们的实际出发，吸取当今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过去没有定论，或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进行一番考察或新的探索。
    下面就西方史学的批判与借鉴问题，谈几点看法：
    其一，某些唯心主义历史思想包含了唯物的或辨证的因素，如圣西门的社会历史观点，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阶级斗争学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有用的思想材料，这是众所周知的，又如俄国的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反对农奴制和封建专制，要求进行民主革命的社会历史观点也是得到列宁的充分肯定的。
    有些生活在资本制度下的历史家或者由于出身贫困，或者由于个人遭际坎坷，同情下层人民，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持批判的态度。如英国的高德文（W·Godwin ）在其《英吉利共和国史》中颂扬革命人民的正义行动，谴责斯图亚特王朝的封建专制；科贝特（W·Cobbett）一生同情贫苦人民，鄙视英国腐朽的政治制度，在其著作中生动地描绘了中世纪人民的苦难生活。他们的著作不一定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观点也不尽正确，但其中的民主因素是值得重视的。还有不少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史学家，如法国的米什勒（Michelet），英国的格林，在各自的名著《法国史》、《法国大革命史》中均蕴藏着大量的民主倾向。又如美国的摩特莱（J·L·Motley）在其有关荷兰共和国的历史著作中热情歌颂尼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暴政，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美国的希尔德累斯（R·Hildreth）以历史为武器，痛斥黑奴制度和奴隶主分裂主义的“州权论”。他们的著作对推动西方史学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